爱华网1984年11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大城市人口问题和对策讨论会是这一阶段流动人口研究的总结[1]。会议由京、津、沪、蓉三市政府和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发起的。来自全国25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代表、国务院主管部门的代表和特邀代表共150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领导小组就我国城市发展总方针、控制大城市市区人口规模、大城市人口的合理分布、城市暂住流动人口等四个主要问题，组织代表进行了广泛深人的讨论。认为在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上确定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总方针是正确的。事实上这种政府主导的城市发展规划和控制的区域经济政策既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又没有起到规划和控制作用。
大会提出要严格控制大城市市区人口规模，并探讨了其依据：(1)我国几亿农民中已经并将会有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要务工经商；(2)目前农村巾的一部分农民虽然富裕起来，但总的说来，大城市的经济文化生活水平仍大大高于农村地区；(3)大城市的市区现在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人口超负荷、超容量的问题。
大会专门讨论了城市流动人口问题，认为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农村商品经济的活跃，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人数急剧增加，使大城市，特别是京、津、沪、穗等大城市的暂住流动人口迅速增加。会议认为当前大城市迅猛增加的流动人口与六十年代曾经出现过的类似情况有着本质区别，它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人口迁移变动的必然结果。与会代表们认为，暂住流动人口给大城市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诸多好处，例如，调剂余缺，繁荣市场；对发展第三产业起到了促进作用；传递信息，活跃了城乡经济。暂住流动人口的聚增，对于已经超负荷的城市基础设施来说确是造成了交通拥挤、市容卫生、社会秩序等诸多压力。代表们还认为，今后必须把暂住流动人口纳人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在水、电、饮食、居住、交通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第三产业发展中，充分考虑这一部分人口在多方面的需要。
面对日益庞大的流动人口，学者们在1985年兴起了在各地进行流动人口调查风潮。郑桂珍[2]等（1985）展开了对上海市流动人口（指在大城市市区所辖范围内，从事社会经济活动，而不具有城市市区常住户口的总体）调查。文中提及近年来各大城市的人口总量估算，其中广州市流动人口总量已达100万，北京市70万，杭州20万(不包括当天流进流出非市区的常住人口)，福州市8-10万。此次调查以1984年8月10日24时为标准时点，采用全面调查、典型调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上海市流动人口做了试探性的调查。笔者将数据整理如下表，表内人口不包括驻护三军及各高、中等学校所吸收的外来流动人口(8月10日正值暑假)。也不包括当天从郊县及邻近的浙江、江苏等省来护而又于当天返回原地的流动人口。若加上此两项，上海市每天的流动人口将超过70万人。
表 2 1984年8月上海市流动人口调查
杨秀石[3] （1985）以浙江省的调查资料为基础，对城市的流动人口进行初步的分析探讨。文中据杭州市公安局的估计，杭州市区1984年9月各类流动人口总数约20万，到1985年4月增加到25万，高峰期达30万；市区全年的交通流量也从1983年的41，935万人次增加到1984年的45，974万人次。全省市区流动人口24万余人，杭州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占到9.8%。徐云鹏[4]（1985）估算出武汉市各类流动人口总量为35-40万人，占城区人口的13%左右。
张自德[5] （1985）调查了福建省惠安县，该县人口97.6万，其中建筑工匠12.7万人，占全县劳动力的1/3。郭策[6]（1985）山西雁北地区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向。到1983年雁北地区劳力离土(离开耕地或基本离开耕地经营的劳动力)已达28万多，占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7%。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全区只需要40万农田劳力，占总劳力的52%。只有有近8万个劳力需要离开耕地经营。1984年前的主要流向是家畜家禽饲养业和农牧业兼营。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发表以后，新的流向为农村工业（50.1%）、林业和开发性领域(11.4%)、小城镇(9.7%)、农村商业(8.2%)、大中城市和工矿区(3.68%)。
无论人均土地多寡，两地农村流动人口在1984年底竟然高达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以上，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农村在1984年的整体失业率只有10%左右，大大低于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失业预测值。1984年中国农业建国之后的第一个大丰收，中国农民告别了自清未以来吃不饱饭的历史，迎来了农业发展史上的黄金年代。
流动人口的高增长引起了城市管理者和学者们的恐慌，1986年的流动人口研究是在调查与论争中进行的。崔青林[7]（1986）、李慧京[8]（1986）认为过多的流动人口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张敬淦[9]（1986）提出要借鉴国外经验建设卫星城镇，控制首都城市规模。文中指出1985年北京的流动人口接近100万人，农村务工经商人员已经占到农村劳动力的一半左右。王树新[10] （1986）、杜午禄[11] （1986）撰文指出1985年北京八个城区（含四个近郊区）流动人口为66.2万人（1985年4月20日），约相当于常住人口的12.25%，来自外省市的56.9万人，占86.2%。日均进出北京人口总流量高达88万人次。陈升[12]（1986）提倡城乡间劳动力合理流动，开放农村劳动力市场。曹中德[13]（1986）认为城市改革的根本措施在于职工的自由流动。
刘宪[14]（1986）对上海市城市化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1984年夏季，流动人口总量约为70万人左右，1985年9月增至111万人上下。文章认为上海市管理部门应掌握流动人口的流动规律，并找出行之有效的措施控制流动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势头，同时，尽量扩大上海市区容纳流动人口的承载能力，使上海市的城市化进程适应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虽然当前城市化的现状并未对上海市的社会、经济等环节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其主流仍然是积极的，但如果任流动人口激增的趋势自然发展，势必会给上海市区的交通运输、市政建设、环境卫生、社会治安等环节带来大量的新问题。根据1985年9月12日抽样调查资料整理的上海市流动人口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3 1985年9月上海市流动人口调查
公安部的张庆五[15] （1986）对1985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做了估计，认为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已经从1982年的3000万上升到1985年的4000万左右，流动人口占大城市的常住人口14%。王茂修[16]（1987）认为到1985年底，从农村转移到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达到6416万，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8%。李建立[17]（1987）认为城乡剩余劳动力有1.7亿，其中农村有1.5亿，城市企业、机关约0.2亿。马侠（1987）认为1977-1984年中国年均迁入迁出量为1700万。许政洋[18] （1987）指出城区人口70万的徐州有流动人口20万。张作兴[19]（1987）指出1979-1984杭州市农村以年均约4%的速度转移农村劳动力。冯珊[20]（1987）建模讨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对西部省区贵州，伴随农业人口的转移，更多的是大中城市的人才的大流失，如肖才俊（贵州社会科学，1987）援引统计资料表明贵州1980-1983净迁出跨省人口75601人，至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流失大中专人才5.8万人。1977-1.981年外省院校在贵州招收高中毕业生有7978人，1982-1985年高校毕业后返回贵州工作的只有3016人，返回率44.1%。
许学强[21]（1988）认为1987年底广州流动人口110万，占常住人口比例的32.16%。这与三年前的有关研究结论相反，主要原因可能是300份有效调查问卷不足以反映广州流动人口整体情况。韩常森（辽宁大学学报，1988）认为至1986年未，沈阳市流动人口约31.4万人。胡德恒[22]（1988）探讨了农业适度经营规模，他的结论表明对我国剩余劳动力做一个大致的估计可能会有很大的误差。林璧符[23]（1988）认为福州流动人口为20-25万人，较三年前有关研究增加一倍。贾秀高（河北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1988）认为据1984年有关部门的协同推算，天津市每日流动人口约29.5万，1985年进行时点调查，仅暂住型流动人口就有44万，加上当日往返的摆动型流动人口则达50.4万。对比三年前的大城市流动人口问题与对策讨论会（孙洪铭[24]，1988）可以看出学术界和政府对流动人口的把握是混乱的。1987年12月16日至20日，由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成都、郑州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联合召开的“大城市流动人口问题与对策讨论会”在广州举行。文章例证大城市流动人口迅速增长，如北京市流动人口1978年为30万人，1985年达90万人，1987年上升到115万人。广州市1985年为60万人，1986年达88万人，1987年达100万人。1987年全国24个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日均流动人口总量接近1， 000万人。其中，1986年上海市达到134万人，1987年北京达到115万人，广州市达到100万人，天津市达到86万人，武汉市达到80万人。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例，一般为20%左右。结合非核心期刊文献的对比分析和流动人口增长模型的预测，1987年广州流动人口已经突破200万人，但笔者无法确定其他大城市流动人口规模是否应该成比例修正。
[1]《全国大城市人口问题和对策讨论会综述》 达即至 城市问题 1985年1月
[2]《上海市流动人口调查初析》 郑桂珍 城市规划 1985年3月
[3]《经济开放中的城市流动人口》 杨秀石 人口学刊 1985年6月
[4]《浅谈城市流动人口问题》 徐云鹏 人口学刊 1985年3月
[5]《“建筑之乡”调查》 张自德 建筑经济 1985年3月
[6]《对雁北地区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向的调查》 郭策 中国农村经济 1985年6月
[7]《城乡协调发展与农村人口流向——兼与主张“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同志商椎》 崔青林 财经科学 1986年1月
[8]《从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看城市人口问题》 李慧京 宏观经济研究 1986年2月
[9]《建设卫星城镇与控制首都城市规模》 张敬淦 城市问题 1986年2月
[10]《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北京市流动人口》 王树新 人口与经济 1986年1月
[11]《北京市区流动人口问题探讨》 杜午禄 人口与经济 1986年1月
[12]《城乡间劳动力合理流动与开放农村劳动力市场》 陈升 农业经济问题 1986年10月
[13]《论职工流动——城市改革的根本措施 曹中德 南开经济研究 1986年6月》
[14]《上海市城市化问题初探》 刘宪 世界经济文汇 1986年3月
[15]《对我国流动人口的初步探析》 张庆五 人口与经济 1986年3月
[16]《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王茂修 人口与经济 1987年3月
[17]《我国劳动就业的困难和对策》 李建立 宏观经济研究 1987年4月
[18]《蓬勃发展的徐州个体饮食业》 许政洋 江苏商论 1987年4月
[19]《略论农村劳动力转移新阶段及其对策》 张作兴 中国农村观察 1987年1月
[20]《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仿真模型DEM-CEM》 冯珊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87/04
[21]《外来劳工与城市发展初探——以广州为例》 许学强[21] 城市问题 1988年6月
[22]《农业经营规模适合度的探讨》 胡德恒 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 1988年2月
[23]《开放城市流动人口问题刍议——福州市城市流动人口问题的调查分析》 林璧符 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 1988年3月
[24]《大城市流动人口问题与对策讨论会综述》 孙洪铭 城市问题 1988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