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迷笛音乐节首次登陆深圳 青春、躁动、活力、荷尔蒙、反叛、疯狂……代表着人们对摇滚乐迷根深蒂固的印象，都能在今年首度登陆深圳的迷笛音乐节上见到。5月17-19日，音乐节入场人次近10万，大多是脸上洋溢着激动表情的年轻人。在重金属的催动下，现场经常性地陷入集体的狂欢。尤其是入夜后，在专门演唱摇滚的“唐舞台”前，几乎每一首歌都能引起全场躁动。在第二日夜晚，“痛仰”乐队压轴表演时，几百人一起在台下“开火车”向前跳跃；陌生人被抬起，在空中接力。如果不是台上仍有乐手唱着歌，这样的情景倒更像是集体骚动，而非音乐节。 这样的场景，会令一些老摇滚乐迷想起1986年，崔健唱着《一无所有》的年代。随后几年，中国摇滚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至今的摇滚论坛上，仍不时可见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乐迷的怀想。 1974年出生的高虎，就是在这一时期迷上摇滚，更因此只身到北京学习摇滚。随后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却是另一番景象：商业化的步伐加大，理想主义渐远，物质欲望开始膨胀。恰恰是这个时期，中国的摇滚乐却带着浓厚的“精神至上”的味道。高虎在1993年组建的这支乐队就叫做“痛苦的信仰（痛仰）”。
“摇滚是一种精神追求，如果社会在为物质生活奋斗，它当然很难被接受。”高虎称。在他进入摇滚乐坛的同时，中国人对摇滚的热度却正开始锐减，包括那些曾高唱《一无所有》的理想主义者和知识青年。“痛仰”所经历的，正是所谓的中国摇滚乐衰落期。 不过这一说法至今仍存争议。“摇滚乐一直在发展，没有衰落，但是存在一个冷静期。（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饥渴的中国社会造就了摇滚乐坛的泡沫。泡沫破碎后，它才回复到一个冷静的生长期。”迷笛音乐学校校长张帆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痛仰”乐队的作品基本来源于高虎的生活体验。“从1993年到2006年，我的创作基本来自于生活，包括对社会的看法，”高虎说，“那时候没有钱，坚持做摇滚，也想过很多次自己为什么来北京。那是一些来自于底层，对这个社会的一些体验。” 这些亲历的“城市的底层体验”，触动了一些人的心声。在这一时期，尽管摇滚的商业运作还不成熟，“痛仰”也收获了稳定的听众，到2003年，“痛仰”与“夜叉”、“病蛹”等乐队渐成新一代摇滚偶像，之后“痛仰”更成为中国摇滚乐坛的领袖。可是从地下摇滚乐队聚集的树村，到后来的霍营，他们的生存状态持续低迷，被称为“穷摇一代”。“这个圈子每天都有人出出进进，成百上千。生存压力是很大的问题，最后能坚持的人不到一半。”高虎表示。 “在中国，真正的底层，一般音乐修养、教育水平不够，因而玩摇滚的人往往不是真正的底层出身。”作家周国平也对此提出过质疑，中国的底层文化不成气候，摇滚真的能够为“底层”发声？ 与“痛仰”的风格截然不同，目前人气极旺的“逃跑计划”是2004年才成立的摇滚乐队。由于主唱毛川及其他乐队成员，全都是名副其实的“北漂”，因而理想、思乡、孤独等“北漂”的困惑，成为他们创作素材的重要组成。 相比“穷摇一代”，“逃跑计划”要幸运得多。2008年起，中国摇滚逐步走向成熟的商业化。经过十多年的表面安静，摇滚乐的受众群体像是一夜壮大。“其实并非是‘复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摇滚听众有限，产业有限，乐队数量有限，经过20多年发展，现在全国有上千支摇滚乐队，摇滚产值远远大于20年前，受众群的组成也更丰富，数量远远高出从前。”张帆告诉记者，“周晓鸥在《我是歌手》里说自己要为摇滚留一个位置，我觉得摇滚乐不需要通过选秀节目留自己的位置。它早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同样是在2008年，“痛仰”推出了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与2006年以前的作品相比，新作品的风格被认为是对早期作品的“颠覆”，音乐形式由“重型说唱”变为柔和吟唱，歌词亦没有了早期的愤怒批判，更多的则是个人思考。 中国当代摇滚乐风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底层精神”，正在随时代的流动而历经变迁。“中国摇滚在很多年里，一直接受沉重的东西，包括我们，一开始也是把它作为宣泄口。可是慢慢沉淀后，都开始找一些理性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