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小明在夜里溜达，忽然听见地底下传来呼救声，拧开手电筒仔细一瞧，原来有人掉下水道里了，下水道又深又陡，那人爬不出来，只好喊救命。 小明说：“我可以救你，但是你必须先回答我的问题。” 呼救者连连答应。 小明问道：“你买房了没有？” 那人摇头。 小明又问：“那你租房了吗？” 那人说租了。 小明说：“好吧，快告诉我街道名称和门牌编号。” 那人很听话，说出了他所租房屋的详细地址。 小明大喜，也不救人，撒丫子就跑，一直跑到呼救者租房的地方，敲开二房东的门说：“你们这儿有个房客掉沟里了，估计明天就会死，请你把他租的那间房子租给我吧！” 二房东笑道：“你来晚一步，把他推进下水道的那位先生刚才已经搬进去住了。” 上面这个段子在民国广州颇为流行，不信您可以问问那些九十岁以上的老广州，他们大概还记得这个段子。就算不记得这个段子，他们也一定还记得解放前那几轮非常严重的住房荒。 解放前为什么会闹住房荒？因为农村破产，农民进城；因为地面不靖，士绅进城；因为生产力不发达，建筑技术落后，房地产开发速度赶不上城市人口暴增的速度；因为货币贬值逼着有钱人在房地产市场上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使有限的住房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大多数平民却租不起房子，甚至租不到房子。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在抗战胜利以后到全国解放以前，广州、上海、天津、汉口、青岛、杭州等等大城市都经历过住房荒。住房荒最严重的时候，外地人到了广州如果不找熟人，甭说租房，连酒店都住不上，因为所有酒店的房间统统客满；而在另一座城市上海，每当报纸上登出一则空屋出租的小广告，立马就会有一大批无房户或者炒房客扑过去求租，谁出的金条最多，谁才能租到房子，当时的空房好像比现在的车牌还稀缺。 穷人没有金条，没资格跟人抢租，就算租到手也不一定付得起房租。他们无家可归，他们露宿街头，他们或者在寒风中冻饿而死，或者冒着被当局强拆的风险，在垃圾场上和臭河沟旁集体搭建起最简陋的窝棚。1947年冬天，广州有7200名无房者成了“路倒”。1935年夏天，上海有几十万名来自苏北和安徽的农民工居住在中山路、其美路、大木桥、曹家渡的贫民窟。 为了让城市贫民不再露宿街头，为了让农民工从黑暗潮湿传播瘟疫的贫民窟里走出来，为了让真正的穷人能够住上像样的房子，国民党当局建造了一批又一批廉租房。当然，当时不叫廉租房，叫“平民宫”“平民村”“平民新村”“平民住宅”“劳工住宅”，抗战胜利后又改名叫“善救新村”。 1929年，汉口市政府率先建造平民新村，第一批包含廉租房200所，入住1600人。 1934年，上海市政府改造其美路贫民窟，就地建设廉租房350所，入住2300人。 1935年，杭州救济院建成“杭州平民新村”，位于清泰门外，有房138所。
1936年，素有“南天王”之称的广东军阀陈济棠拨款48000块毫洋，自己又捐款两万块大洋，在广州东郊沙河一带建成“平民宫”100所。 …… 国民党盖的廉租房究竟什么样？不妨以国共内战时建成的上海中山路平民新村为例：社区大门上写着“中山路平民住宅”，进入大门是一条三四米宽的柏油路，柏油路两边是一排一排的廉租房，每排房都是连体的双层住宅。住宅有大有小，大房两间（上下各一间），小房一间半（底层一间，上面是阁楼）。大房内设一室一厅一厨卫，小房只有一室一厅（阁楼作为卧室，底层作为客厅)，没有厨房和卫生间。社区中央有一座公共礼堂、一座公共浴池、一所夜校（免费教社区居民认字）、一所幼稚园（免费让社区儿童上学），还有两间公厕，供室内没有卫生间的小房住户使用。 按照规定，在这种廉租房社区里，住户可以在门前垒圈养鸡养猪贴补生活，但是不许养狗，因为狗是宠物，宠物是富人养的，富人怎么可以住廉租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