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唐万新出走与回归 唐万新不可能来德隆大厦坐镇指挥负责危机重组。 媒体的推波助澜，会让所有债权人都相信，德隆已经是资不抵债。股市蒸发上百亿元的市值，若要讨回债来，只有抓住唐万新。所以，他成天只能东躲西藏，又不能用手机。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把工作进展当面向他汇报，每次汇报的地点都不一样。每次都是有人通知我，在大厦楼下等着，过一会儿来一辆车，把我拉上，我什么也不问。然后有人把我带到某个楼里，门一开，一帮人就在里面听着唐万新部署，他们走了就轮到我，有时我还没走，下拨人就到了。出走前的部署
这种方式只存在了10天就进行不下去了。5月26日下午，唐万新电话通知我晚上6∶30在碧云钻石公寓酒店开会。 在会上，他重点讲了两点：第一，形势方面，领导的意思是，给德隆机会，允许德隆自救，政府暂时不出手；但外部环境在恶化，各地往上报的文件都是说德隆系坏话，给领导造成很坏的印象；第二，解决思路上，要用活的方法，而不是死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要引入投资人进行重组，与战略投资人进行合作经营，湘火炬要卖掉，以此解决很多银行债务。aihuau.com 这个会开完后，我已经感觉到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组织体系上的，都在为唐万新选择退隐编织着机会。 6月1日沈巍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唐总身体不好，要她打电话告诉我，要去治疗了，让我多保重。 我听出来，唐万新又要失踪了。由此，我也明白，随着这个电话，我们的所有工作都没有意义了。 接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可以预见。起诉、查封、司法介入、清算、破产就会接踵而至。被劝说回归 2004年7月底，唐万新接受有关领导和全国工商联、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领导的劝说回到北京，先是被监视居住于北京西三环的华融大厦。当时环境还比较宽松，可以去看他。我于8月1日晚上，专程从上海到北京去看望他。他在没有任何监视的情况下，轻声地告诉我：“世渝，真是皇恩浩荡啊！政府对我们这么宽容，我没有理由不回来。” 他告诉我：“因为成天要应付由各地债权人找来的地方公安，不得不放弃由德隆自己主导重组的机会，只好跑到国外去躲起来，等待结论。只有等政府把德隆情况了解清楚了，出来主导了，我才可以工作。我以为政府至少需要三个月调查得出结论，没想到一个半月结论就出来了。现在政府制定了以市场原则来重组德隆的方案后，我认为德隆有戏了，就一刻也不停地跑回来，在国外刚买好鱼竿，还没来得及钓鱼呢！” “我愿意回来帮助政府把一切全部弄清楚，重组完了，我该坐牢就坐牢，该审判就审判，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只是不希望德隆垮了，哪怕全部交给国家都可以。” “我当初不应该离开北京，应该把德隆总部设在北京。我们远离政治是一个巨大错误。如果今后还有机会，我们一定不去上海，一定就在北京设立总部。” 他道出了一个民营企业家对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发自肺腑的心里话。然而，我曾从另外一个渠道得知，当时专案组的成员对唐万新做出比较好的承诺，还有一个原因是以为他在国内外藏了很多资产或钱，希望他回来把这些钱交出来。 但我从和唐万新的谈话中得知，他根本没有携款潜逃的考虑。这里所引出的一个话题是：德隆到底构筑了一种怎样的政府关系？ 德隆失败后，许多人都问我：德隆规模这么大，为什么中央没有人支持保护？也有政府官员中居于相当职位的人告诉我，德隆就不如某某集团，该集团做什么事都拉着政府，宏观调控时政府就将其保下来了。而唐万新过去一贯的原则是：按市场规则做事，和政府保持不远不近的关系，做出业绩，让政府认可就行了。对政府官员，他只是朋友，不谈工作，也不许腐蚀任何官员做丧失原则的事。 还有，对政府来说，一旦大型民营企业发生危机，我们是不是都用抓人、关门、清算的方式？ 民营企业虽然在性质上姓私，属于自然人拥有终极所有权，但作为一个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所占用的资源是整个社会的资源，造成的损失是整个社会的损失。你即使把当事人枪毙一万次，即使我们相关部门都可以借此而负责，但损失是无法挽回的。在这一点上，仅有国资委是不够的，即使不能成立“民资委”或“民资部”，政府也应该考虑一个对应的机制，全国工商联显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006年4月29日，唐万新和德隆终于一并走进了历史。武汉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唐万新被控操纵股价、挪用上市公司500多亿元，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其个人被处以罚金40万元，德隆国际、新疆德隆分别被处以罚金5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