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 致奥巴马先生的信



 世界已经习惯于一个傲慢的美国。主动寻求帮助和伙伴关系其实不是弱者的表现,而可能正是世界大众所期待的希望之光

  的确,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不只是美国,整个世界都在关注这个或许比以往任何一届总统就职都更加非同寻常的历史时刻”。今天的世界有着空前的相互依存度,美国的问题的确也就是世界的问题。作为一位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在写给奥巴马的信中呼吁:美中两国可以联手效力全球可持续发展——

  “我们两国有巨大的伙伴关系潜力来加速向再生经济方面的不可避免的转变。中国人把这叫做‘循环经济’,它效法了大自然生命世界的基本法则,而不是工业时代‘攫取-制造-废弃’式的线性范式。”

  在先生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前夕,不只是美国,整个世界都在关注这个或许比以往任何一届总统就职都更加非同寻常的历史时刻。

  您所面对的大众期待是足够让人担惊受怕的。

  南非警察局刚刚退休的长官AndreBeukes上星期还给我写过一封信。他曾经历过另外一次历史转折,他觉得虽然您的就职与曼德拉14年前的就职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今天“奥巴马总统搬进白宫椭圆办公室,就必须面对给整个世界以希望这个难以置信的艰巨任务。”

  今天的世界有空前的相互依存度;我们或许可以继续欺骗自己,说我们只选出了一个国家的总统。但是,实际上美国、中国、印度或俄罗斯这样的国家,选出它们的领导人要产生远远超越国界的影响。也许我不用提醒您有关《经济学人》杂志在全球互联网上调查的结果:虽然您拥有53%美国人的支持率,而您的全球支持率却超过80%。一个国家的总统选举对如此多的大众有如此巨大的影响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我觉得这对我们是一个明确的启示:您不需要孤立地承担解决美国各种问题的重负。美国的问题的确是世界的问题。美国没有单独编制全球金融投资和投机网络;没有单独制定主导国际贸易和富人独占资源的规则;也没有单独塑造全球过分消费主义的行为模式。虽然每一项都有美国组织机构和文化所起到的主要作用,但美国绝不是唯一参与方。我们自己没有独立完成摧毁热带雨林以及消灭物种和生态系统,也没有单边推进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这些都是在超越国家界限和政策权限范围的投资系统和商业运行系统的推动下,全球工业持续扩张的副产品;而没有空前水平的协作努力是不能改变这些投资和商业系统的。

  现在正是进行这样的协作的大好时机——不是为了高尚的理念,而是为了不可回避的迫切需要。

  相关案例:气候变化,也许是最典型的全球性挑战,也为进行这样的协作提供了独特的机遇。显然有很多更紧迫的经济问题,但没有比气候变化更重要的问题。它与一系列“可持续性挑战”一起将成为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的条件背景。世界各国人民不再被动地接受环境破坏是经济进步的必要副产品。相反,他们认为对社会和环境损害是在错误的经济政策指导下、错误的能源系统支撑下生产错误产品的后果。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谈判在迫近,今年很可能被我们的后代看作是一个合作和协作创新的转折点,或者悲惨地坐失合作与创新的良机。

 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 致奥巴马先生的信

  先说中国。我有幸每年都在中国逗留一段时间,我坚信现在正是在诸如加速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等主要全球挑战方面共同协作的大好时机。

  去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国家。但中国的制造业出口(总额)超过GDP总额的30%,而其中近一半流入美国。因此,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中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来自美国工商界与消费者的需求驱动。这些排放不在我们国家边界范围内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我们的责任。我们12月份要承诺全球排放减排目标时是否应把这些计算在内?责任应由排放者单独承担还是与消费者共同承担(当然,从中国进口产品、或从印度进口服务的其他国家也要做类似考虑)?

  因此,若把一个食指朝外指着中国而忘记还有三个指头正朝向自己,那至少是很虚伪的做法。

  如果我们把气候变化看成是我们所有人一起造成的问题,我们就会用不同的方法来促成协作创新——比如协商建立一个碳标签系统,以便给市场上所有产品明确标出其碳排放含量信息。这还可与制定有效的碳排放定价机制(比如在已经出现的碳排放总量限制和排放权交易体系框架内)相结合,由此创建有利于在碳减排方面把全世界的排放者和消费者联系在一起的经济杠杆。

  类似地,我们两国都面对人为保持化石能源低价格的强大而牢固的政治利益因素。但企业和消费者都在觉醒,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价格系统是多么愚蠢和顽固。就像香烟的价格不能反映其真实代价一样,今天没有人相信中国或美国加油站的油价或电插口的电价反映了其真实代价,还有美国在中东驻军的真实代价,还有气候变化,不管是当前的还是预期的气候变化的真实代价,英国政府的斯特恩报告预计未来几十年气候变化的代价将与“二战”相当。承诺制定化石燃料高价政策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但将对替代能源领域的创新提供急需的有利杠杆信号和动力(比如,可以制定价格底线,并在国际市场化石燃料价格低于底线时征税,并把税收用于支持节能和替代能源工作以及帮助高价时期对穷人生活的补助)。

  这项创新的规模和速度是故事的关键——没有另外哪两个国家有更好的条件来共同完成这个创新。两国节能和替代能源市场总和远大于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环境保护在中国方兴未艾,并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而绿色创业在美国的兴起,已经成为美国最强大的经济力量之一(“清洁技术”投资,包括绿色能源,已经是美国风险投资市场上名列前茅的——而且是增长最快的——投资活动领域)。没有哪个国家能像有中国那样的潜力来迅速增加替代能源的建造并快速降低其成本——正是由于其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的巨大规模以及对分散式能源生产的同样巨大的需求,以便降低对大规模城市化和西化的需求,促进更平衡和分布更合理的经济发展。正如美国将要创造数百万个绿色领域的工作机会以降低城乡人口的碳排放量。中国仍有近75%的农村人口将不会得到高效煤炭中心发电厂的优质电力服务。

  总之,我们两国有巨大的伙伴关系潜力来加速向再生型经济方面的不可避免的转变。中国人把这叫做“循环经济”,它效法了大自然生命世界的基本法则,而不是工业时代“攫取-制造-废弃”式的线性范式。

  可以理解,在当前情况下一位新总统要召唤美国人去积极努力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但是,我还认为当前应积极向其他国家表示,现在正是大家共同协作的时机,我们必须一起携手解决我们大家共同制造的问题。

  世界已经习惯于一个傲慢的美国。主动寻求帮助和伙伴关系其实不是弱者的表现,而可能正是世界大众所期待的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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