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 坚持市场化,反对市场泛化——论市场物品与非市场物品的均衡



  我国市场化改革,将原来由非市场主要由计划提供的物品转变为由市场提供的物品。但这些年来也出现了一种泛市场化倾向,不只是让一般的公共物品如教育、医疗等实现了市场化,而且不少政府官员手中的公权、人的思想灵魂、天地良心也普遍市场化了。

  市场化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市场的泛化则是严重影响以至是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正确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物品与非市场物品的关系,对两类物品的均衡及其变动进行科学的分析,坚持市场化,反对市场泛化,对于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市场物品与非市场物品的规定

  市场物品是指通过市场关系提供给人们使用的物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部分物品都是通过市场机制进入使用的,即通过由市场竞争形成的自由价格进行买卖进入使用的,是市场物品。通过市场机制解决这类物品的需求和供给,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我们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将原来非市场物品转变为市场物品,其目的也就在于此。

  同市场物品相对应,其他不是通过市场提供给人们使用的物品就是非市场物品。这里既包括没有通过买卖的自己生产自己使用的物品,也包括不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自由价格,而是按照国家有关部门核定计划价格相交换的物品。这后一类物品,虽然具有买卖形式,但实际上不具备市场的基本特征,只是一种计划分配形式,所以同样属于非市场物品。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大部分物品就是通过这种形式进行的,都不是市场物品,而是属于计划物品,是非市场物品。这种由国家统一分配的计划经济,由于难以克服信息方面的障碍和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浪费大,效率低,不能解决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问题。正是由此产生了经济体制的改革。

  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将原来的非市场物品的大部分转变为市场物品,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并不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绝大部分物品都是市场物品,但还有一定物品和服务是不宜由市场提供的的非市场物品。首先是供整个社会共同享用的公共物品,所具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阻碍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决定了它只能靠政府或直接生产或由财政拨款购置来提供给公众享用。其次是社会的基本保障,如低收入户生活保障,医疗保险、受灾救济、养老保险等等,如果都要由各人掬钱,或者对其价格或由个人负担的费用没有一定的限制,就会让这部分人失去基本保障,从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第三,当某些生活必需品因某种原因造成价格过高,致使大部分人无法承受时,也必须由政府进行干预,对价格进行一定的限制。否则也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

  当然,市场物品和非市场物品的区别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公共物品也可以转化为私人物品,实行市场化。如公共道路和公园,应该是属于公共物品,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设卡收费,不让未交费的人享用,从而由非市场化物品变成市场化物品。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社会保障的范围显然是不可能相同的,它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生活必需品价格是否过高,超过多数人的承受能力,更要根据当时大多数人的收入状况来确定。

  然而,不管怎样,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整个社会物品,市场化物品和非市场化物品,总需要有一个比例。那么,这个比例应该如何确定呢?

  我们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将原来非市场化物品转变为市场化物品,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但在市场化过程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维持整个社会发展的费用(这构成了社会的成本),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开始,由于政府等公共机构经济职能的缩小,社会成本相应减小,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效率提高。但是当非市场物品缩小到一定比例的时候,由于市场化引起的诸如竞争加剧、商业欺诈、投机活动、偷盗抢劫等等社会矛盾的增多,生态环境问题恶化,政府和社会管理更为复杂,各种公共开支急剧上升,社会成本大大提高。这样因市场化提高效率增加的收益减去社会成本的差值越来越小,直到最后等于零。此时市场物品与非市场物品达到均衡,社会纯收益达到最大。如果再扩大市场物品,社会成本将超过收益,社会纯收益反而减小。

  因此,市场化改革,将原来非市场物品转变为市场物品,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是绝不是说,市场化,从而市场物品的扩大是没有界限的。

  二、市场物品与非市场物品的均衡分析

  上面我们说明了市场物品和非市场物品的一般规定,下面再进一步用模型来说明这两者物品的均衡问题。

  (一).生产契约线和生产的帕累托最优

  假设两个生产领域,在技术与社会资源总量既定的情况下,它们都拥有两种相同的投入要素,社会资源的配置使得两个领域产品产量总和达到最大,这就是所谓生产的一般均衡。如果产量没有达到最大,那么通过流动,进行重新的配置要素,则将提高产量,使之达到最大。

  现在我们采用埃奇沃斯方框图(见图1)来进行说明。设两个领域生产两种产品:市场物品X、非市场物品Y,生产这两种产品的要素是劳动L和资本品K。假设L和K的总量是固定不变的,两种要素都是充分使用的,并且生产X的要素增加,则意味着生产Y的要素减少,反之亦然。在图1中,画出了生产X、Y初始要素的配置情况。图形是将Y的等产量曲线图(Y1、Y2、Y3)旋转180º,与X的等产量曲线图(X1、X2、X3)合并而成。

  假设图1中N点代表两种要素的最初配置,其中用于生产X的劳动量为LX,资本量为KX。由于生产要素的完全被使用是最大化研究的约束条件,因此用于生产Y的劳动量为LY(LY=L—LX),资本量为KY(KY=K—KX),此时,社会获得的产量组合为X1、Y2。

  由于技术替代率等于两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之比,即MPRTSL,K=MPL/MPK, 在几何上,MRTSL,K等于在等产量曲线给定某点的斜率的绝对值。由于A点处于X和Y两条等产量线的交点而不是切点,所以此点所表示的X1与Y2的斜率的绝对值是不同的。这表明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如果调整两种产品生产中L和K的配合比例,不增加要素也可以增加两种产品的数量,或者至少可以增加一种产品的产量而不会使另一各产品的产量减少,从而可达到最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如图1,调整到E1或E2,使X1同Y3相切或Y2同X2相切,达到MPRTS XL,K= MPRTS yL,K,这时,就达到了生产的均衡。

  生产均衡的条件意味着,两个厂商的等产量曲线相切,即在两条等产量曲线的某个交点处,两条曲线的斜率相等。例如,在点E1和点E2,两条等产量曲线相切,这样点E1和点E2都是生产的一般均衡点。在埃奇沃斯生产方框图中,实际很多这样的点。所有这样的点构成的曲线成为生产契约曲线,如图1中的曲线OxE1E2Oy。曲线上的点都是生产的最优均衡点。在生产中资源配置最终所达到的均衡状态称为生产的帕累托最优,它是指对于生产进行任何形式的重新组合都只会在增加某种产品产量的同时减少其他产品产量的状态,即不存在增加一种产品产量而不减少另一些产品产量的对生产重新组合的可能。

  (二)市场收益和社会成本变动曲线,市场物品和非市场物品均衡

  市场化改革,让原来非市场物品转变为市场物品,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率。但随着市场的扩展,社会成本也会跟着提高。当市场化增加的边际产量越来越小以至最后等于零。此时市场物品扩大带来的社会纯收益增加达到最大,市场物品与非市场物品达到均衡。现通过图2来加以说明。

  设两个领域生产两种产品:市场物品X、非市场物品Y。在图2中,以横轴(OX-OY)表示市场物品和非市场物品的生产契约曲线,E1、E2、E3……表示生产契约曲线总产量最大时的均衡点。沿着横轴分配生产要素,市场物品产量的增加必须以非市场物品产量的的减少为代价。两者的和等于(OX-OY)。

  以纵轴表示产量。假定全部产品都是非市场物品,每单位要素(L,K)产量都是q’,则全部产量为OYq’1q1OX。如果全部改为市场物品,效率提高到q2,则全部产量为OXq2q’2OY。毛增加q1q2q’2q’1。但由于市场化所造成的自然和社会损失,实际的边际产量是一条递减的曲线MPC1。因此,实际净增加只是(q1q2A—Aq’1q’0)。

  从图2可见,当MPC1和q1q’1相交于A,即市场物品扩大到E3,非市场物品占OY—E3时,实际净增加是q1q2A,达到最大值。市场物品和非市场物品达到了均衡。A就是均衡点。

  收益是产量与价格的乘积。所以,如果不考虑价格的因素,收益就是产量。总产量也就是总产值。

  人们通常以GDP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其实,单凭这个数据是很难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实际发展水平的。特别是在市场化条件下,它与实际水平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要比较实际地反映市场化给一个国家带来的经济的实际增长,一定要扣除了由此带来的损失。这个损失,既包括自然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损失,还应包括市场化造成了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畸形的片面发展,特别是黄、白、黑的经营和冒险给社会带来的损失。还应包括片面追求金钱其他各种社会代价。这些损失是随着市场化扩大而增大的,因此,假定每扩大一单位的要素所带来的产量增长是一样的,那么扣除了这些损失以后,其边际均衡要素产量,从而边际均衡要素的收益是递减的,因而表现为MPC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这样,市场物品扩大所表示的MPC1曲线同非市场生产(计划经济)产量从而收益变动曲线q’1q1就必然相交,其交点A决定着市场物品与非市场物品的均衡。

  一般来说,在科学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市场越完善,市场竞争越是平等公平,由市场化引起的社会损失就越小,均衡点就越向右移,即市场物品占整个物品的比重越大。如果由于诸如垄断、腐败等等因素让市场价格、收入分配发生歪曲,则由此引致的社会损失就会加大,MPC曲线就越是向右下方倾斜,均衡点就越向左移,即市场物品占整个物品的比重越小。如图就移向B点,由此决定的市场物品与非市场物品的均衡点就是E2,即市场物品缩小到E2,非市场物品由OY—E3增到OY—E2。

 中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 坚持市场化,反对市场泛化——论市场物品与非市场物品的均衡
  但是,如果是由于科学技术水平提高而不是因经济体制的改变引起的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如就是在原来非市场化情况下,要素生产率就由q1提高到q3,那么MPC1就会同q3q’3相交于C,由此决定的市场物品和非市场物品的均衡点也就不是E3,而是E2。非市场物品的比重也增加了。这种情况说明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日益增长,可以免费供公共和个人享受的数量日益增多,社会成员的生活越来越有保障。这种情况从现在许多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的扩大也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坚持市场化,反对市场泛化

  我国市场化改革,将大部分物品由由非市场主要由计划提供转变为由市场提供,有效的克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的弊端,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但这些年来也出现了一种泛市场化倾向,把市场化扩大到一切领城,严重影响以至是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这种泛市场化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公共物品的市场化

  公共物品,由于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点,通常不能由市场而只能由政府来提供。虽然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在一定的条件下,原来的一部分公共物品,可以转化成具有一定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物品,可以同其他私人物品一样,同样给市场化成了市场物品。但这绝不是说,一切公共物品都可以实行这样的转变,都可以实行市场化。

  这里特别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教育。历来作为公益事业的教育,我国在上世纪末也开始了“市场化”的进程。明文规定初中和小学是属于义务教育,现在却变着法儿转成了收费教育。高中和大学,本来是要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的,可现在许多都变成了看钱录取,压缩计划内招生,以种种形式收取高额学费。有的教育部官员竟公然把教育比之于上商店买衣服,把传播知识的教育等同于私人物品,推行教育的市场化。

  可是,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公共物品,它给全社会带来广泛的收益,包括科技的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文化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进步等等。所以,教育所需经费,主要要由国家和社会提供。教育的市场化,把本来赔钱的事业变成了可以赚钱的行业,国家固然可以由此减轻财政负担,以致可以增加国家税收。但由此让许多人因教育而致贫,以至让许多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这会给的今后的发展造成多大的损失?当然,由于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有限,不可能让人人都享受到有限的特别是优质的高等教育,不可能人人都上北大、进清华。但上学决不能等同于上超市买衣服,教育这优质资源就不能是谁出钱多就给谁,而应该是先由最可望成才的优秀生享受,以至对某些优秀生,还可以免费和给奖学金,资助其完成学业。因为从整个社会来说,这样的培养是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才能为国家培养出出色的高素质人才,这是关系到今后发展的头等大事。

  公共物品,从广义来说,还应包括社会保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需要的物品和服务,都是由各自的收入从市场上购买取得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总会有一部分人难以依靠自己的收入维持生活,有的因发生某种突发事故(如疾病、灾难)难以克服,以至在特定情况下对某种生活必需品价格过高(如目前房价)超过一般人的承受能力。为保持社会的稳定,这些都应列入社会保障体系,由国家和社会来给以解决。可这些年来,受市场泛化思潮的影响,社会保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使得国家GDP成倍增长的情况下,还让部分人处于生活没有保障的贫困境地。医疗事业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是福利事业,现在竟变成了最好赚钱的行业。旨在于解决大多数人居住问题的住房商品化改革,却因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不仅听任市场力量盲目发生作用,而且相互勾结,哄抬房价,从而使得绝大部分人依靠正当收入都买不起房!

  市场化改革,提高了效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帮助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可市场的泛化,公共物品的盲目市场化,却让教育、医疗和住房成了压在中国大多数人身上的三座新的大山!

  (二)公权的市场化。

  比公共物品市场化更可怕的是公共权力的市场化。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不直接参与经济的经营和管理,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即资源如何配置,都由市场自发调节。然而,这并不是说,市场经济就可以不要政府。为了克服垄断和外部性弊端、提供公共物品、管理信息、调节收入、控制经济波动等诸多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保证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发展,都需要有政府的参与,以实行对经济的监管和调控。

  政府要履行自己的职能,就要有一定的权力。这是一种不同于企业、家庭私权的公权。可是,在我国市场化过程中,却出现了公共权力市场化的现象。

  公权的市场化是一种公权的私人化,但是它不是一般的私人化。在历史上,只要有公共权力的存在,就会有假公济私以至行贿受贿,利用公权为自己谋利的现象存在。但这种权力的滥用还仅是某种实物或某种特定的关系,受到具体物质形式和特定具体关系的限制,还是有一定限度的。然而今天的公权的私人化一旦和市场相结合,变成了公权的市场化、金钱化,就完全突破了具体的物质形式和特定关系限制。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欲是无限的一样,公权的市场化,虽然也表现为行贿受贿,但其数额来说是没有限制的,是无限在扩大的。

  目前我国公共权力的市场化有多种多样的表现:1.权力寻租,即把权力也看成是一种生产要素,以此来取得报酬。公权本是应该无偿为大家服务的,但现也作为一种稀缺资源,象土地和房产设备一样,要付租金。结果使权力的出租方得到了好处,而给使用方增加了负担,受到了损害。2.权钱交易,卖方把权变成了钱,得到了好处。买方用钱买到了权,由此可以取得更多的钱而使他人或社会受到损害。如通过市场准入资格的买卖,排除他人的竞争,垄断市场。通过买卖批文,让假冒伪劣产品通行无阻,让消费者受到损害。更有甚者,直接收买官员为已所用,把社会公仆变成了维护部分人利益的私仆,把为社会化众服务的公权变成了为私人谋利的工具。3.官商联手。如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为其自身利益联合哄抬房价,地方政府既可出卖土地赚钱,还可因此提高GDP。房地产商更可由此取得暴利。4.直接参与市场。政府官员直接从事企业经营或者参股,利用权力进行不平等竞争,取得高额利润。还有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成了官办的垄断企业,也成了少数人利用公权谋取部分人利益的工具。5.利用外资和外贸,从中获取利益,等等等等。

  公权的市场化带来的必然是腐败和垄断。腐败也是一种历史的现象,然而,由公权市场化引起的腐败,由于不受特定条件的限制,就更是可以无孔不入,渗透到每一个社会经济细胞。市场竞争也会产生垄断,但这种由公权市场化造成的垄断,既不同于自然垄断,也不同于由市场竞争引起的垄断。自然垄断可以节约社会成本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由市场竞争引起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而公权市场化引起的垄断,则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它用权力代替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完全破坏了市场的秩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权,本来是保护公平竞争,维持市场正常秩序的保证。可这种权力一旦被私人所收买,就会变成一种扼制竞争的力量,靠公平竞争获胜的市场经济就会蜕变成了弱肉强食的掠夺经济,由此让弱者或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侵害。这些年来,因农民土地的被圈夺、生态环境的被污染、工人的血汗钱被克扣等等,通过正常的途径未能得到解决,而发展成群体事件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公权的市场化”加剧了权力与人民的断裂,让人们对公权普遍怀疑多于信任。社会各种犯罪案件,各种社会黑恶势力也由此而生。贪(赃)官、奸商和黑恶势力,正是影响当今社会稳定、阻碍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因素。

  如果说一般公共物品的市场化,还只是市场化走过了头,把不该市场化的物品也市场化了。而权力的市场化则是完全改变了市场化的性质,同市场经济公平交换原则背道而驰的。

  (三)思想灵魂的市场化。

  比权力市场化影响更深的是思想灵魂的市场化。由于人们片面的金钱的盲目追求和无节制的贪婪,造成了自然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消极作用,激化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在此同时,更由此滋长了人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已主义,对人的思想灵魂造成了严重事故毒害。

  思想灵魂的市场化,使人们把对金钱,对利益的狂热追求作为人生目标,把金钱的多少作为评价和衡量人的身份地位、能力高低的尺度。一位大企业集团的老总说,科学院的院士不会有什么学问。其根据是许多院士的住房都不大,说明并不富裕。没多少钱。而我们许多大企业集团的老总,虽然只有中学以至小学的文化程度,在成了老总,有了钱以后,也就自然有了学问,以至被有的名牌大学特聘为教授。除了企业老总,其他有的什么什么名人,因为有的高收入,也就常被有的院校拉作了教授。在金钱的诱感下,我们不少教授也就安不下心教学和科研,而是四处活动,想法赚钱了。难怪人们会说,现在的教授是越来越像商人,而商人越来越像教授了。

  思想灵魂的市场化,使人们之间一切关系都变成了只是交易,一种金钱的关系。医生看病人,不是首先问病,而是先问钱。见人落水需要救护,先问多少报酬这种“有偿救人”的现象也常有所闻。为了金钱,兄弟反目,父子不认也不少见。

  “笑贫不笑娼”,你没钱,不管你的德行和才能如何,总归就给人看不起。只要你有了钱,即使你是个流氓、娼妓,就都成了大善人。

  有的为了金钱,不只知恩不报,还要栽赃诬陷。有的人见到有人被汽车撞伤,好心相救,送往医院。被救者家属以至本人竟会昧着良心,硬说是被施救者撞伤,只是因为真正肇事者已难找到,医药费用,需要找个人支付。思想灵魂的市场化,使人做好事也难!

  再看看我们担负着传播精神文明媒体电视,只要有钱,什么广告都做。以至我们有的文人、专家学者,也是谁给钱就帮谁说话。同什么商品销路好,能赚钱就生产什么一样,不管黄的白的还是黑的,就写什么。思想灵魂的市场化,使有的文化人也堕落成了文娼、文丐和文痞。

  张宏良教授说:“比权力市场化更可怕的是信仰的市场化,主要表现为利用人们的宗教信仰来赚钱,全中国的寺庙道观最显眼处都摆一个巨大的钱箱子,名为功德箱,意思是有钱就有功德,没钱就没功德,少林寺一柱高香六千八百元,只要交足了钱,无论你是贪官污吏还是流氓劫匪,统统会得到庇护保佑,全国的贪官污吏都奔向寺庙道观,献上自己部分赃款,全国的和尚道士都在用仙佛换钱。可以说,宗教的堕落是一个民族最后的堕落,是最可怕的堕落,权力的腐败堕落还可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宗教的堕落则是除了大灾大难的天谴之外没有任何解决办法。”我想,张教授的这番话可以推广到整个思想灵魂的市场化。公共物品的市场化、公权的市场化,可以通过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而思想灵魂的商品化、市场化和金钱化,要转变,相对来说,就困难得多了。

  总之,市场机制是解决资源优化配置、增进社会福利的有效机制,虽然,由于市场竞争,优胜劣败,也会产生贫富差别,但这种差别,是在不同人和整个社会福利都有所提高基础上的差别,它可以达到帕累托的最优。因此我们要坚持市场化,继续完善和深化。然而,市场的泛化,则是离开了帕累托最优,特别是公权的市场化引起的腐败和垄断,实际上是对市场经济的内部否定。思想灵魂的市场化更是超出了人类文明的底线。因此,坚持市场化,但必须反对市场的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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