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狂犬病 就儒家文化主导中国的意识形态世界是种典型的误读的答疑



    mbahome的blueann对我的儒家文化主导中国的意识形态世界是种典型的误读一文做出了这样的评论:她说:“楼主正文的论述部分也只是说到汉武帝而已,怎么到结论就变成了从汉武帝到1949年云云了。说“儒家文化主导中国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个很泛泛的说法。稍一推敲便知道说得有失笼统。要说中国的主心骨是法家思想,这也不是很妥贴。但就楼主最后那一句话来问楼主,你觉得中国的意识形态到底要算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还是被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呢?还是说统治者有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被统治者有被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所谓“中国”的意识形态反而不知道在哪里了呢?

    我以为,楼主还是要举具体的朝代来说说看法儒之辨。各朝各代的政治文化情况并不一致。

    何况儒家文化本来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比如东汉之后的将巫乩之术和诠释儒家典籍相结合的做法(当时还是相当风靡的,皇帝也是追随者)在后世就基本上没有了。而朱子理学在朱熹去世的时候还曾经被当时的政府斥为异说。儒家文化本来也是在不断吸收其他派别的精华和糟粕,并不存在从古到今一成不变的儒家文化。即使是论语,不也有很多不同的诠释么?

 

  问题的关键带点在于blueann的“你觉得中国的意识形态到底要算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还是被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呢?还是说统治者有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被统治者有被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这个点上:但事实是我在我的文章里已经提及过: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世界,始终是“儒”为“法”用了。或者是一个双重标准,统治者要求自己用的是法家的标准,而要求被他们统治者用儒家的标准。请注意这个概念:统治者要求自己用的是法家的标准,而要求被他们统治者用儒家的标准。

  这里有个概念必须澄清的是:我讲的是统治者是采用双重标准的,也就是说,整个标准的制定的主体是单一的,也就是统治阶级才是整个标准的制定者,“你觉得中国的意识形态到底要算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还是被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呢?还是说统治者有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被统治者有被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这个疑问也就自然的不言而愈了。

 被误读的狂犬病 就儒家文化主导中国的意识形态世界是种典型的误读的答疑

  

   至于后面提及的比如东汉之后的将巫乩之术和诠释儒家典籍相结合的做法(当时还是相当风靡的,皇帝也是追随者)在后世就基本上没有了。而朱子理学在朱熹去世的时候还曾经被当时的政府斥为异说。那也确乎是事实,但它存在的基本结构介质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这同一个穿不同样的衣服的人一样,不同的是衣服而“人”本身没有改边或应是同一个道理罢。

  同时,我们的朱相潭教授也就此评论道:

 

   

“法”实“儒”虚,法家的治理结构,儒家的行为规范,这是历史事实。

但是,什么叫做意识心态呢?谁占主导地位呢?可能还是儒家多一些。

  

  我是很期待他给出一篇大些的详尽些的文章的,但可惜,大抵是他忘了罢,我终于是没有能够再领到朱教授的教诲的,但我在这里却也随便将这个质疑做个答辩的。

 

  我所预备说的是,意识形态决定治理结构这样的命题大抵也是成立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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