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时代周报：从你已经出版的作品看，辛亥、五四、北伐，到国会，作为历史研究者你对民初历史尤其感兴趣，原因是什么？ 叶曙明：因为清末民初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矛盾的一次总爆发。中国第一次开始考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究竟应该站在一个什么位置上，究竟应该以一种什么姿态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思考到这个问题，经过自强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之乱等一系列的变局之后，中国未来的路径，渐渐清晰，就是走君主立宪的道路。这是当时中国有可能以引起最少动荡、付出社会成本最低的方式，融入国际社会的道路。 不过，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中国走上了另一条路，这是需要经历较大的社会动荡，付出较高的社会成本，但有可能一步到位，跨入更先进的制度—民主共和制。至少当时的社会精英是这样相信的。这也是为什么最初支持君主立宪的士绅阶层，后来都乐于支持革命的原因。 但辛亥革命的主力是军队与会党，几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场革命不可能走上真正的共和之路。知识精英阶层很快便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整个北洋时代，都可以看到知识精英阶层在为辛亥革命的缺失，努力救偏补弊。那时社会普遍有一种焦虑感，意识到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心急如焚，什么都想毕其功于一役。到五四运动，俄国革命的炮声传来了，人们以为一条更快捷、能够一步登天的途径出现了，于是蜂拥朝那条道上跑。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中国未来的路径，基本锁定了。 现在回过头看，革命不仅不是捷径，而且是一条最漫长、最曲折、最艰苦的路程。许多人都明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的道理，但没想到曲折成这个样子。一百多年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现在依然面临。一百多年前知识分子在讨论的问题，今天仍在讨论。我几乎已经习惯于每当听到当今社会有什么热点问题讨论，就去翻翻历史，看那时的人们是怎么回答的，竟总有所收获，有所启发。这也是我对这段历史着迷的原因吧。 时代周报：在由专制皇朝向共和政体转型的过程中，有很多可考量的政治元素，为何你选择“国会”作为写作的对象？ 叶曙明：因为国会是制宪机关，政党在国会内从事政治活动，内阁向国会负责，大总统由国会选举产生。它是各种政治矛盾聚焦之处，是国家政治的一个缩影，国会健，国家健；国会病，国家病。 无疑，北洋时代的国会是有病的，于是许多人便据此认为像国会这种舶来品，在中国必然水土不服，没病怎么会死亡？我们不妨抛开这种大而化之的思维模式，具体分析一下国会每次“死亡”的原因，是中国老百姓不愿选举吗？是议员素质太低吗？是中国人不懂得参与政治吗？都不是。国会每次被停止、被解散、被破坏，那只对它施以打击的手，都是来自行政权，从袁世凯、督军团，到非常国会、曹锟贿选，哪一次是因为老百姓的捣乱而使国会破产？一次也没有，都是行政权不能容纳立法权的独立存在。 时代周报：近年来，随着一些历史学者、研究者的努力，既有的一些历史“定论”已经逐渐被撼动，比如对晚清、民初的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叙述与评价。你的写作是否也有这种诉求？ 叶曙明：在我眼里，一切以史料为依归，以史料为转移。比如以前一说军阀，都是骄奢淫逸、强横霸道的形象，然后说陈炯明也是军阀，于是陈炯明也必然是“骄奢淫逸、强横霸道”。但一看史料，不是这么一回事。陈炯明生活谨行俭用，下野后连买烟的钱也不够，经常是朋友上他家坐的时候，假装把烟忘在他家，以这样的办法来接济他；他一生只有一位瞎了眼的妻子，始终不离不弃；他是买了不干净的马蹄串充饥染病而死；死后连棺材也买不起，要用母亲的棺材入殓。对这样的事实，你是视而不见呢？还是坚持说陈炯明是伪装清贫，欺骗世人呢，还是毅然推翻自己原来的想象呢？
以往我们读历史，经常还会犯一个毛病，就是只问目的，不问手段。其实，坏手段是不可能达到好目的的。比如1917年的护法战争和非常国会，就是一次用违法去反对违法、用毁法去护法的典型。它是不是违法，很容易判断，你拿约法、国会选举法、组织法，一条一条对照，看它有没有遵守，结果一目了然。你不看这些法律文本，只看它的口号，怎么可能得出科学的“定论”呢？事实上，它什么法也没护到，只留下一个南北战争的烂摊子。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因为它的目的听起来很崇高、很正确，就应该予以肯定和褒扬呢？对这样的“定论”，不应该质疑吗？ 时代周报：随着“民国热”的勃兴，也出现了一些“民国粉”，你认为，如何才能客观看待曾经被长期扭曲的一段历史？ 叶曙明：粉前朝、粉古人，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孔子就粉周公，粉三代之治，感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康有为要变法，也得到古代找资源，要托古才敢改制。九斤老太说一代不如一代，表达的都是今不如昔的意思。粉民国其实也是一种否定之否定，以前对民国几乎是全面否定的，现在想拨乱反正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可以理解，如果只是为了表达一种立场，粉民国、粉晚清、粉大宋、粉三代都无所谓。不过，作为对历史的研究，一旦到了“粉”的境界，就不可能客观了。虽然绝对的客观谁也做不到，但对史实基本尊重的精神还是要有的。 比如我写《国会现场》，最初也很想写出一批风骨峻峭、雍容儒雅的士人群像，让人能够品味到所谓“民国范儿”的风采。但真正落笔时，却发现无法做到，因为历史并非如此，议员也是龙蛇混杂、泥沙俱下的，他们开会时也会互相扭打、抛杯掷砚，并不是人人都是王国维、陈寅恪。 不能因为“粉”，就连基本的是非观念都模糊了，比如现在不少人为袁世凯正名，我觉得这没什么，该正的就正，但像在共和时代称帝这样的举动，再怎么粉也没办法把负说成正的。袁世凯如果在晚清时推翻大清，取而代之，自己做皇帝，然后实行君主立宪，也许他可以成为千古伟人。但历史的列车已到了共和时代，你再称帝，无论怎么说都是千古罪人，至少是个千古蠢人。 民国有其光彩照人的一面，也有其黑暗混乱的一面。但总体来说，正能量高于负能量，进步大于倒退，所以我在书中说：“民国时代之所以让人又爱又恨，原因恒在于此。无论官僚、军阀和政客们如何胡天胡帝，但这个社会的最后底线，依然未被击穿，仍有一股向上的力量，不断把沉沦的社会托起，几千年的人文精神并未失坠，继续维系着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