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反思改革第一回
吴敬琏先生说，此番质疑改革的声音，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波，并且称一些老近卫军，试图利用大众对现状的不满，和学者对改革过程中一些问题的正当质疑，将人们引导到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而在皇甫平先生看来，时间又到了类似92年那样的关键时刻，应坚定信心深化改革，动摇不得。这些话，在一些反思改革的朋友眼里，简直是夸大敌情、神经过敏，有拿“反对改革”这顶大帽子压人的嫌疑。有经济学家提出“革命”和“改革”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既得利益，一些朋友马上接过话茬说，这是拿革命来吓唬领导。你们的动机是什么?
好的动机不一定带来好的效果
可是朋友们，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不能光讲动机，还要讲效果呀。十字军东征是不是为了传播福音拯救众生？建立人民公社是不是为了孤儿寡母不受穷，不再出现两极分化？地下万言书的作者是不是为了所谓国家根本利益、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而写下有事实有根据的万言奏章？就是为了传统社会主义信念而殉身的大学教授，说“辛辛苦苦30年，一觉睡到解放前”的人，我也丝毫不怀疑他们善良的动机，美好的愿望，更不会质疑他们对社会主义信念的忠诚，可是这些良好的动机带来了什么效果呢?
平心而论，前些年或者说前几次人们对改革的质疑，对改革方式和方向的批评，也不是毫无道理，不能拿今天的认识水平衡量当时人们的做法。如果从传统哲学的观点看，那些被我们称之为极左的观点，都是从经济基础决定论，从社会主义应有的本质，从社会主义改革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区别，从各阶级地位的变化、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阶级分析的角度立论的，且摆出的问题与拿出的事实乃至数据，都是真实可信的。比如，说官倒、贪污腐化、通货膨胀严重，说社会风气变坏，说公有经济成分减少，私营经济成分增加，资产阶级人数日益增多，社会地位提高，无产阶级地位日趋下降，整体上生活困难，个别私营业主残酷剥削打工者等等，这些说法与人们的感觉相一致，与相关的统计数据相吻合，依据的理论又是人们最熟悉最信赖的，因而从感情上讲，人们是容易接受这些观点且容易受其影响的。
但是，因为这些观念与质疑带来的是动摇改革军心，模糊改革目标，混淆舆论视听，令人向往过去，试图用传统手段解决改革面临的问题等诸如此类的结果，由于他们得出的最终结论与我们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相悖，由于这类观念传播带来的效果是严重阻碍改革（正在进行的改革停了下来，已有的改革其合理性合法性受到质疑，深化改革就更谈不上了），这就引起了人们的警惕。理智告诉人们：回头走不得，几十年血的教训和贫穷社会主义的经历，使人们无论如何不愿意放弃改革以来的诸多选择：更自由的经济活动，更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更广泛的开放与更多的国内外信息技术交流。而且人们心中还有一个最大的疑问，也是左倾观念倡导者无法回答的：你们的那一套东西，说起来天花乱坠，可辛辛苦苦实行了几十年，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呀？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同志坚决改革的意志不动摇：13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要动；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不问姓资姓社，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1]。“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2]。正是由于邓小平同志的坚决态度和力挽狂澜，使得中国改革的进程没有逆转，而是迎着风浪向纵深前进。
我不怀疑许多时评家理论家的良好动机，也不怀疑他们为民代言、反映民众心声的愿望，一定程度上，他们确与民众同喜乐。但我担心的是，各位先生一篇接一篇的反思文章最后所达到的效果。刘国光先生说：西方经济学观念在我们的大学和一些地方盛行，一些学校和科研部门的领导权已经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何新说：要警惕张五常这样的美国派来传播新自由主义观念的人，不能被西方的模式所误导，跟着美国引导的路子走。不能认为计划体制是一个过时落后的体制，市场体制就比计划体制优越。什么情况下用市场体制，什么情况下采用计划调节的办法，要根据实际情况。华生先生说：那有什么好的市场经济，正像没有什么好的计划经济一样；一些政府官员说：医疗改革失败了；郎咸平告诉大家：根据我的研究，没有看到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的数据；时评家说：张维迎你站在什么立场说话；巩献田说：“这是一部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开历史倒车的《物权法》，”“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讲平等保护，那么就是乞丐要饭的棍子和碗与少数人的机器、汽车等都平等保护！就是普通居民的住房，甚至危旧房同那些发了横财而修建的高级别墅一样保护！”随之，国企改制暂停了，酝酿多时的《物权法》搁浅了。听着看着，群众迷茫了，干部更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改还是不改呢？这种状况与92年的观念误导又有多少区别呢，吴敬琏皇甫平担心改革方向逆转真的就是杞人忧天吗？
唯有转制才能救国企
近两天，读了盛大林先生《争论不能抛开大是大非和特定背景》的文章，琢磨了好一阵，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即：推进改革是当今第一要务，现实存在的众多问题，从根子上讲唯有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才能解决。搞清这一点事关改革方向，是大是大非，其他则是小是小非。可时下的问题是，一讲到“进一步改革”，讲到“深化改革”，一些朋友马上就要愤怒，我完全理解这里的原因。因为人们看到的MBO是私分浮财，看到的公车改革是干部大涨工资，看到的国企转制是不考虑老职工任何历史贡献的工人下岗……。如果你们说的“继续改”，“进一步改”，“深化的改”，就是这些东西继续、深入、进一步，那么老百姓骂你们，一点话都没得说。人们误解吴敬琏、张维迎就是这个原因，谁替他们辩护，谁挨骂也是这个原因。
我也丝毫不怀疑郎咸平的良好动机，看到国企MBO变成了瓜分国有资产，看到一些人运用腾挪之法、吸星大法将数以百万计的国有资产化为乌有，化进自己的腰包，看到一些国企干着干着就变成经理自己家的企业了，而国家利益，万千职工的生计与出路却没有人顾及，因而发出“这哪里是在改革？”的怒吼，引起身处改革第一线的广大民众的强烈共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这个发问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是国有企业的效率不比民营差。这一结论使国企转制的理由不成立了，转制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发问的结果是MBO停下来（这里并不是说毫无章法的乱改不该停下来）。但是，国企低效益低效率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解决；国有资产快速流失的趋势改变了吗？没有改变。以前，我们依靠强化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发挥职代会的作用来解决问题，现在郎先生说要我们强化信托责任。说白了就是法要严，管理要狠。要向美国新加坡那样。这个主张对一些简单的管理问题是可行的，比如把那个随地吐痰的罚款标准提高，执法从严，国人随地吐痰的老毛病，的确会像其他国家一样得到较好的解决。但是，当问题触及到“国企管理”这样一个世界性难题时，就不那么简单了。英国法国民众监督那么强，政治竞争压力那么大，国企数量又那么少，又处在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居然对国企治理没有咒念，只有私有化那一条“黑道”。我们难道就有多么好的金刚钻！从实际来讲，从对策的角度来讲，的确没有太多选择，只有一条道。相信许多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搞实际经济工作的人心里更是跟明镜似的。时至今日，郎先生还在引着我们谈论公有化私有化孰优孰劣的问题，真是要误大事啊。
有主流经济学家说，国企是冰棍，放不住，很多人从感情上都接受不了这个观点，可是现在的国企及其资产确实要赶快抢救，再不抢救可就真不多了（垄断资源型企业的那些个利润不去考虑它）。说句不该说的话，国企领导人搞点贪污（像褚时建），利用公车占点便宜，其实那是小儿科，说明他还是初级阶段的国企领导人，还很蠢；搞改制，搞MBO，争取持大股，或者用公家的资产作抵押（此手段令人质疑），买自己管理的国有企业的股份，这是个想把企业搞上去，落得个名利双收的有志向的企业家；也是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最深、有“野心”的企业家，还可能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企业家，因为他处心积虑在办一件很麻烦很容易遭人误解的事情。但是，由于他的最大利益在他持有的数量巨大的股份增值上面，因而他只有把企业搞上去，这个利益才能体现。
最聪明最省事的莫过于坚持现行体制不动摇的传统国企领导人，一般还不占小便宜，有的甚至也不坐豪华车，从来不提MBO的事。顶多犯一些幼稚的道德错误，出点常识性的经营失误，交点学费。比如，因为不懂建筑，请了无任何资质的建筑队盖楼房，结果花了一两个亿，盖了个不合格的建筑，最后据说还要炸掉；或者与外商打交道，不知道“敌人”太狡猾，花了几千万，买了几台过时或不能用的设备；要么就是粗心大意，让老外一骗几十亿。这样的事情你还不好说有什么不对，不是我们无能，是对手太狡猾了。谁不犯错误，谁没有失误，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况且，领导企业几十年，将一个小小的企业，做成几十亿上百亿资产的大企业，也没有见过给这个企业家奖励多少钱啊。噢，现在赔了钱了，就不行了？！道理上说不通。
类似这样的事情，国资委能查处得了，信托责任能约束得了，严刑厉法能惩治得了。
不管怎样，张维迎先生毕竟还在思考和提着怎样改革的建议，我们却总在质疑他的立场和动机。而坚持“公有制原则”的传统国企领导人，还在不断的犯着常识性的经营错误、低级的道德错误。时间就这么一年一年的过去了。
也发几点感慨
既然大家都在发感慨，我也发几分感慨和道德义愤：的确，看人分地，把好地留给亲戚，赖地分给别人；抓阄分地，把人们致富的希望寄托在手气上，是不合理，也应该改正。但是吃大锅饭，上班磨洋工下班打冲锋，多少年来让社员饭都吃不饱的旧体制，更不合理，更应该改正！国企转制没有章法，资产评估不讲程序，MBO变成个别人分财产，的确令人气愤，的确损失巨大。但维持现状，老总们老犯低级的道德错误、常识性的经营错误，一损失就是几个亿，好端端的企业搞着搞着就没有了。这样的体制不令人气愤！造成的损失不大？提出改革公车制度，给原来坐公车的官员每月补贴1000元或者发一辆摩托车，这的确是变相发钱发物，的确是只考虑干部利益，提出这个方案的人也的确是在维护干部的既得利益。但不改革，继续执行弊病丛生无可救药的公车制度，纳税人支出的钱财就少啦？就考虑了普通百姓的利益？改革公款宴请制度，每月给执行公务的官员一千或几千元补助，确实只考虑了干部的嘴，丝毫没有照顾群众的胃，但维持公款吃喝制度，照顾了老百姓的胃吗？人们为此每年付出的代价小吗？
最后的结论只能是这样：昭雪孙志刚，只要一张报纸的仗义执言，几个记者或时评家的呼吁呐喊，几位学者的上书，就可以做到。但是要解决众多与孙志刚一样的人可能面临的遭遇和问题，就必须依靠制度调整和社会机制的改变；电影中的革命者经常教育人们的道理是正确的：给某一个穷人一点钱，改变他悲惨的命运很容易，但要改变千千万万穷苦人的命运就不那么容易啦。杀一个毒蛇胆、南霸天容易，但天底下还有那么多的北霸天、西霸天、害人虫怎么办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要消灭万恶的剥削制度。今天同样，抓一个顾雏军、余振东、赖昌星容易（也有点不容易），但要抓众多顾雏军余振东赖昌星式的人和事，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就必须依靠机制的作用和制度的改变才能做到。披露一件公款宴请的事由，查处一件大吃大喝的案件比较容易，只要群众敢言，记者时评家敢写，主编敢登，就能做到，但要解决发生在各地方众多的官员宴请与公款吃喝，就只有依赖相关社会体制的改变才有可能。
时下的形势多少让人有些悲观，许多支持改革倡导改革的知识分子文人之间相互争执，且争得不亦乐乎，争得脸红脖子粗（此可以看作改革共识破裂的唯一标志），而将真正的敌人、真正的对手放过了。真正的敌人对手是什么呢？是落后的弊病丛生的旧的体制：公车制度、公费出国参观制度、公款请吃制度、现有模式的国企制度。人们真正需要研究和大事讨论的，应该是怎样干掉这些个对手，怎样消灭这些个敌人。正像我们大家在孙志刚事件中异口同声众志成城，仅仅几个月时间就一举消灭了横行多年既不人道还有违宪法的旧的收容遣送条例一样。今天，如果我们认清大是大非，对付真正的敌人，我们改造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进程就不会那么步履蹒跚。我们真正要争执的应该是旧的体制具体怎么改，改不改，应否进一步的或者深入的改（当然，乱改、伪改也要批评，也应停下来。但停下不是目的，恢复和完善原有的体制更不是目的），而不是其他无关紧要的问题。
有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就是：“走向地狱的道路是用良好愿望铺成的。”[3]有一件事令我吃惊，那就是：据说一直想搞转制，搞类似MBO改革的长虹公司，终于没有改，终于没有MBO，该公司资产也没有因此受到被瓜分、遭贱卖等诸多损失，但是2005年它却放出了一个令世人瞠目的大卫星，被一个美国骗子骗走了40亿元。这件事发生在郎咸平呐喊之后，的确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但愿我们穷人的朋友，我们的时评家理论家，不要因为一时心急火燎，好心给穷人办了坏事啊。
备注：
[1][2]《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卷299页，第375页。
[3]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5月版，下册，第2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