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局级 厅局级官员屡“空降”高层 城商行董事会被指成“养老院”



     今年从6月到8月的近两个月来,多家城商行高层出现强烈震荡,但在这一系列的高层变动中,无论哪家银行的董事会都似乎只是一个摆设,高层任命书上始终弥漫着浓厚的行政气息。

  从南京银行、北京银行、徽商银行、江苏银行、重庆银行等城商行的高管任免情况来看,不管是地方政府空降,还是银行内部提拔、同区域内的银行间流动,都为城商行的高管任免,深深地盖上“行政化”的印章。有些城商行的高管职位甚至成为地方官员退休前的好去处。

  一位城商行高管向时代周报记者坦言,“在城商行中,话语权与持股比例并不成正比,谁的行政权大谁就更有话语权。有些城商行试图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式,稀释地方政府的持股比例,来完善自己的公司治理结构,但一直成效甚小。”

  8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研究员易宪容接受时代周报专访时称,“在欧美,银行高管都是通过公开市场招聘的方式产生,而国内城商行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竞争。”他认为,“除公开招聘以外的其他方式都是不行的。”

  官员屡“空降”高层

  今年6月,南京银行新任行长人选终于尘埃落定,由南京市金融办原主任、党组书记胡荣空降至南京银行担任行长。而早在今年2月份的南京市人大会议上,胡荣才刚由南京市金融办副主任升至金融办主任。南京银行原行长夏平则调任江苏银行接任董事长一职。

  事实上,南京银行的董事长林复同样来自政府部门。南京银行2012年年报显示,在2001年担任南京银行董事长之前,林复曾历任南京市财政局预算处副处长、处长,南京市财政局副局长。

  7月,徽商银行的董事长任免一事使得其备受关注。安徽省苏州原市委书记李宏鸣调任徽商银行董事长一职,外界称李宏鸣有长期、丰富的从政经验,官至市委书记、属副厅级干部。

  一个没有银行从业背景的高管,能否胜任上市银行董事长一职?当时,时代周报就此事做了报道,当地政府的知情人士透露,主要原因是,李宏鸣快到退休年龄,将其调到银行,表面上看是平级调动,实际上是给他留个“肥差”。

  而在2009年,徽商行长换届选举时,因在部分董事不知情的情况下省委组织部宣布将时任行长的李和停职,独立董事吴晓球对此颇有异议,认为此举已经违规。

  在拟上市城商行中,重庆银行也于去年底对其高管进行调整,主要采用内部提拔的方式。其中,时任董事长的马千真辞去董事长职位,转而担任监事长;新任董事长由重庆银行原行长甘为民升任,原副行长冉海陵则升任重庆银行行长。

  而不管是地方政府空降,还是银行内部提拔、同区域内的银行间流动,都为城商行的高管任免,深深地盖上“行政化”的印章。有些城商行的高管职位甚至成为地方官员退休前的“好去处”。

  “城商行的人事权大都握在地方政府手里,通常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判断、手中掌握人选来安排高管,因此地方官员空降城商行的现象就比较普遍,说到底是跟城商行大股东是地方政府有关。”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股权与话语权不成正比

  近年来,城商行也在有意识地完善自己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央行2002年公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城商行几乎都建立了“三会一层”为主体的公司治理运行架构,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并配备了相应的董事、监事等,但地方政府仍对城商行影响颇深。

  有些城商行试图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式,稀释地方政府的持股比例,完善自己的公司治理结构。

  以徽商银行为例,早在成立之初,时任安徽银建局局长的杨家才就曾表示,希望通过整合、引资、上市这三步,来稀释地方政府股权。他表示,“在今后的增资扩股中,我们要淡化政府的影响,如何做到这一点,我的办法是无官股、无控股。”

 厅局级 厅局级官员屡“空降”高层 城商行董事会被指成“养老院”
  2007年时,徽商银行便有意引进战略投资者,但始终未能如愿,至今,地方政府持股比例仍居高不下。没有外资股东的制约,徽商银行难去行政化,在2009年董事长李和被迫辞职之后,2010年新增加的5位非执行董事中,有4位来自政府机关。

  一位对城商行有多年研究的学者向时代周报记者指出,股权结构不合理以及地方政府过多干预,影响和制约了城商行公司治理建设。如果城商行的董事长、行长、副行长均由地方任命的话,董事会无法实现对管理层的制约作用,形同虚设。

  上海一家券商银行分析师认为,在某些城商行中,外资股东持股比例虽高,但实际上并未拥有话语权,“外资方一直想争夺话语权,但它们的目的也很简单,发挥股东应有的作用,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而已。”

  上述城商行高管认为,不管是外资抑或中资股东,话语权应该与持股比例成正比,谁的股权大谁就更有话语权,这才符合现代公司的治理结构。政府、国资委层面上,即使股权比例较大,但由于其行政角色,也应该充分听取和尊重其他股东的利益。

  不过,易宪容认为,目前城商行行长任命始终没有摆脱行政色彩,即使这次北京银行首设了试用期也是不符合市场的规范。“这不是创新,而是后退。因为在欧美,银行高管几乎都是通过公开市场招聘的方式产生,而城商行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竞争。董事长、行长等银行高管的任免必须经过市场竞争,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产生,其他方式都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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