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者职业道德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企业职业道德建设

 社会工作者职业道德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企业职业道德建设


    企业的职业道德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企业对社会承担的道德责任;它要求企业在从事经营活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能自觉地把增进社会与他人利益融入企业的目标函数中。第二屋含义是企业员工的道德责任;它的具体要求是,企业员工必须爱岗敬业,个人的专业技能既是谋生的手段,又是奉献社会、体现个人的人生价值的物质条件。企业第一层含义的职业道德是企业在社会公众中的整体形象;与此相对应,第二层含义的职业道德是企业职业道德的具体显露。如果说第一层次的职业道德集中表现为企业文化,那么第二层次的职业道德就是个人的职业精神。企业职业道德不是企业对社会单方面的赐与,而是企业增强竞争力的一种手段,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但在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时期,某些企业的经营行为却有意识地偏离了增进社会利益的轨迹,甚至用损害社会、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来增进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同时这种行为又得不到制度的矫正和舆论的有效监督。这种状况已经损害了改革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因此,探讨我国企业非道德行为产生的根源,有针对性地加强企业的职业道德建设,是改革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一、我国转型期企业职业道德的现状

  我国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的职业道德是:企业利益和企业职工个人利益自觉服从、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献身精神。这种精神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狠斗“私”字一闪念而确立;通过大庆、鞍钢、王进喜、雷锋等无数先进典型的现身说法而不断强化。这是中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能做到勒紧裤带搞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

  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是以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的职业道德生存的经济基础。我国的全民所有制曾经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国家在经济管理上的高度集中客观上要求行为上的高度统一。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工人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职工的全民身份、无失业风险的就业制度以及无所不包的社会福利。这一切都意味着工人是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最高者,职工认为这一切都是党的英明领导和组织的关怀,因而理所当然为国家尽职尽责。而中国传统的知恩必报的观念又极大地促进了职工的自律行为。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企业已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一方面,国家不再要求企业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国家对企业的要求是依法经营。另一方面,国家不再为企业与职工的利益直接承担义务,企业必须遵循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行为,讲求经济效益,依靠自己的能力求生存和发展,职工的利益直接与企业的经营状况挂钩。改革已把企业逼到了这一步,如果你不会赚钱,企业就难以生存,摆在企业和职工面前的就是破产、下岗、失业,而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选择。企业虽然不能适应市场,但却因能依靠市场求生存,这是我国企业制度发生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传统计划经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为特征。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社会人员只有生活资料占有上的细微差别。而改革中却承认各种诚实劳动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并鼓励人们敢于致富,以致富为荣。人们从对英雄的崇拜已转化为对有钱人的羡慕,物质享受这些曾经被称之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东西逐渐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要致富,这成了穷惯了的中国人的普遍心声,有的人依靠诚实劳动与合法收入致富了,于是羡慕者有之,眼红者有之。靠正当手段赚不到钱,就走斜道,黑心钱也要捞它几个。于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成了赚钱的资本,国有资产被塞人私人的腰包,人民赋予的权力成了通向富裕之巅的通行证……。

  有人认为,改革以来有三次机遇,即承包制、价格双轨制和企业破产风,抓住了任何一次机遇,都可以成为暴发户。我国的承包制是在不改变企业原有产权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的改革,由于国有产权的归属是模糊的,它不存在能行使所有者权能的行为主体,因而承包制便产生经营者侵犯所有者的行为特征。经营者可以通过贿赂政府宫员,与主管部门串通一气,尽量压低承包基数,搞经营行为短期化,对企业的固定资产进行掠夺经营,以劣充优、以假充真。通过几轮承包,企业也就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价格双轨制是又一发财的机会,转型过程中,同种商品多种价格,计划价与市场价、国家牌价和黑市场、进口差价等并存。双轨价格与双轨流通体制相配合可以轻而易举地谋取暴利。只要通过某种渠道掌握了一条价格调整的信息或搞到了一批计划物资,一夜之间就可以致富。据说破产风是最后一个发财机会,有的企业不花力气炼内功,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争贷款,争优惠政策上。有的厂长说:“当我从银行借钱时,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些钱今后是要还的”。当企业负债过重,且不能正常运转时,便在政府的策划下宣告破产,把债务冲销,然后进行重组,换一块牌子再经营。在这个争贷款破产重组的链条中,又有一些人大发其财。

  在改革中出现的个体私营企业,他们不可能像公有企业那样直接享受双轨制的好处,但它们最大的优势是具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尽管其中有不乏诚实经营者,然而有相当部分是只顾捞钱而不顾后果,主要有以下几种形态。①资源掠夺型。资江流域的个体的淘金船屡禁不止,河道被严重破坏,已造成多起恶性翻船事件;某地的小煤窑星罗棋布,但绝大部分没办经营许可证,农田被毁,生态环境破坏;安全生产意识差、设施落后,每年都有重大伤亡事故发生。②官商一体型,某县城凡是像样一点的私营饭馆、酒楼和招待所,都与政府官员有联系,有的由政府官员和家庭人员直接经营、有的由政府官员人股进行幕后操纵。而到这里的顾客多数是公款消费。③假冒伪劣型。不仅烟、酒有假货,而且神圣的文凭也被做假。④欺行霸市型。强买强卖,屡见不鲜。⑤淫秽女色型。

  在这些损害国家、社会利益的行为中,有的并且能得到社会的普遍宽容,例如为了本单位的利益行贿受贿就是这样。一位政府官员直言不讳地讲,有的人千辛万苦搞来了资金,但却有人为送了一点“土特产”到处告状,对告状者要查处。这位官员的讲话并不是他个人的看法,而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

  二、我国体制转型期企业职业道德的成因

  如前所述,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非道德行为难以形成气候,决策上的高度集中,行动上的高度统一,组织上的绝对服从,使将权力和公共资源攫为己有的机会极为有限。长期而有效的思想教育以及频繁的政治运动的也淡化人们谋求私利的动机。

  但市场经济也不一定与公共利益相悖,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既有利于个人利益的提高,也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进。市场经济导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性的机理是:当社会缺乏某种产品时,企业就生产这种产品,企业的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究竟需要什么产品企业难以直接知道,只有根据市场价格间接判断。企业按价格信息组织生产同时也就是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当企业由此而增加利润时,社会也同时进加了有效供给。因此,在市场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的社会里,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具有一致性。

  但市场机制引导企业利益的一致性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主要有:(1)、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企业要生存和发展除了合法经营外,没有其他途径和机会存在;(2)、社会资本的积聚程度较高,企业生产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生产社全化程度得到了较大发展,这是现代企业职业道德产生的物质条件。(3)、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的存在,市场竞争激烈,竞争从多角度展开,企业形象竞争、品牌竞争成了竞争的重要内容;(4)、居民收入水平较高,基本生活需要已经得到了满足,人的需要层次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消费与精神消费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这些条件的完全满足虽然找不到范例,但是在现代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些条件已基本得到满足。除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外,只要经济运转比较正常,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国家的宏观调控,这些国家的企业行与社会利益就能基本趋于一致。

  但在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济转型的历史时期,市场机制还很不成熟,还承担不起将企业行为引向增进公共利益的历史使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自觉地把道德水平的提高做为企业的内在需求的物质条件尚待具备。具体表现在:

  第一,体制不健全,阻碍了企业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基本行为特征,当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时,企业总是选择利润最高的方案,一般不考虑这个方案的社会效果如何。企业的这种本性如没有秩序的约束,企业的行为就会损害公共利益,这一点在我国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十分明显。首先是不规范的企业产权制度,提供了增加非经营性利润的直接条件。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虽然增强了企业面向市场的能力,但却有两方面的明显缺陷,一是削弱了国家对企业的直接控制权,同时又没有一个人格化的产权主体行使所有者权能,这就为企业与政府官员合谋侵吞国有资创造了机会。二是扩大企业经营者对企业的实际支配权,同时与之配套的监督机制又没有形成。企业自主权扩大给谁?是企业经营者而是职工这并没有说清楚。这样政府从外部扩大给企业的自主权与企业内部的厂长负责制结合在一起,使厂长、经理们可以为所欲为,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巨贪。改革的结果是把企业的经营成本继续推给政府,同时把盈利留给自己。其次是不健全的市场机制。市场价格只有能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和资源和丰歉程度,给企业提供准确的信息,才能使企业的行为符合社会利益。但改革中我国价格的形成机制是多重的,价格跟着政策走,价格问题与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一个敏感的社会问题,价格市场化只能逐渐到位,这给企业和个人利用价差致富创造了机遇。同时,不健全的市场机制一旦与模糊的产权制度结合在一起,市场机制的功能立即被扭曲,贷款的高利率本来是抑制信贷膨胀的机制,但对国有企业却是火上浇油,贷款的积极性有增无减。总之,双轨体制运行时期,尽量从国有财富中多捞一把,是这个时期企业行为的一大特点,至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无暇顾及。有的企业是主动这样做,多数企业是不是得已而为之。

  2、企业资金短缺,企业对资金的偏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企业的职业道德建设被淡化。象任何国家一样,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制约因素是资金瓶颈。改革中,社会对办个体、私营企业的热情很高,但我国长期实行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倾向,使人们难以得到开办企业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资本。于是,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原始积累色彩,不择手段地捞取贷币资本,假冒伪劣、偷税漏税、贩毒吸毒,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卖淫嫖娼、行贿爱贿、违法经营、违章作业等是常用的手段,有的甚至通过绑架、抢劫拼命地积累财富。由于资金短缺、管理水平差、技术投入低,企业规模小,导致企业转产频繁,多数私营、合伙企业仅存在两年左右便消失,资金从一个行业抽出又迅速地投入另一个行业。这些规模狭小,行为短期化的企业在经营观念上除了获取利润外,别无他图。中国的经济建设,一方面是资金短缺,另一方面是投资的盲目性。投机资本极度膨胀,股票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把人们发财的胃口吊得很高很高,内地大批资金向沿海流动,进一步恶化了内地的资金短缺状况。据调查,在湖南西部的一些贫困地区,某些乡镇的乡镇企业已名存实亡,产业结构仍然停留在单一的种值业、养殖业上。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企业规模越大,社会化程度越高,对职业道德建设的要求也越高。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私营企业、合伙企业、乡镇企业,甚至于县属国有企业,由于资金制约和规模制约,多数企业很难实现经营的稳定性和平衡性,企业的职业道德建设也难以进入这些企业的运营目标中。

  3、企业体制的频繁变化。职工爱厂、敬业的职业道德规范的维持必须以企业利益与职工利益的一致性为基础,只有企业能够实现职工的利益预期时,职工才能产生爱厂、敬业的动力,这一点,正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企业职业道德长期维持的基础,同时也是国有企业原有的道德状况发生裂变、新的道德规范难以形成的根源。改革仅仅十多年,中国国有企业却经历了扩权让利、承包制、租赁制、拨改贷、股份制等多种形式。虽然每一步改革都使企业从政府的附属物向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迈进一步,但习惯了过平衡生活的国有企业职工也被折腾得无所适从,对企业的前途失去信心,预期利益下降。特别是那些资不抵债,不能正常经营,临近破产企业的职工,认为爱厂、敬业已无意义。

  三、我国企业职业道德的重构

  要提高企业的职业道德水平,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市场经济已成熟到这样的程度,企业如果不重视包括职来道德在内的企业文化建设,就难以生存和发展,因为企业的公众形象和内部凝聚力有时比物质因素更能增强企来的竞争力;(2)企来能够长期、稳定的发展,企业能实现经营者、所有者和劳动者的预期利益;(3)能形成一套对企业能营者和职工的行为进行激励和约束的机制,经营者没有侵犯所有者和企业权益的条件,减少怠工和搭便车行为。这里的第一点是市场机制的形成问题;第二点是企业规模和经营目标问题;第三点是企业制度问题。这些条件,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例如,扩大企业规模最理想的办法是通过兼并、重组等产权流动的方式解决。所以深化改革是达到以上三个条件,为企业职业道德建设创造环境的根本措施。如何为企业职业道德建设创造条件的问题,其他作者已从各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然而道德的进步不仅依赖社会经济条件,而且有自身发展的独立性。从道德继承性,道德自身发展罗辑性方面考察,我国企业道德建设宜遵循的途径有:

  1、发挥现有国有大中型企业在企业职业道德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不管改革如何深化,我国都会在某些领域保存一定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都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不仅以其资金、技术、规模、管理上的优势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而且在我国企业职业道德建设中也应该起主导作用,这不仅是我国社会制度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制度建设路径依赖的宏观反映。第一,国有企来原已形成的爱国家、爱集体的无私奉献精神毕竟是现有职业道德中境界最高的道德类型,他仍然是调整企业各种关系的重要行为规则,同时为强化这种行为而建立起来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系统和工作方法,仍然在发挥作用。这是大中型国有企业至今具有凝聚力的重要原因。第二,大中型国有企业已有相当规模和较高的生产能力,不像个体私营经济那样需要完成一个原始积累过程,因而具有为社会承担责任的能力。第三,大中型国有企业是由国家兴办起来的,而且至今仍是国家财政、信贷扶持的重点,因而为社会尽责也是其应尽的义务。第四,改革开放以来,大中型国有企业在完成国民经济计划、提供有效供给、提供公共产品,优化市场环境等方面一直在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大中型国有企业承担了改革的巨大成本,为国家、为社会尽了应尽的职责,体现了这批企业在职业道德建设中的领先作用。

  2、吸收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职业道德建设的成果。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职业道德建设的特点主要有:①企业职业道德建设是为了适应企业经营的需要,企业作为一种经济实体对社会只具有经济责任,其他任何责任都必须服从于经济责任或包含在经济责任之中。这是企业职业道德与慈善机构、公共部门职业道德建设的根本区别。所谓“顾客是企业的上帝,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既是社会对企业职业道德的要求,也是加强企业管理的一条重要原理。②企业职业道德的培养立足于职工的内在需求,只有当职工认识到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习惯并不是对社会、对他人单方面的赐予,而是自身人格的完善不可缺少的因素时,才会产生持久的动力和自觉行为。③必须加强企业主和企业经营者职业道德的修养。企业管理者在职业道德上的带头作用,有利于协调企业的人际关系,缓和劳资间的利益冲突,形成企业的团体精神,进而在企业员工和顾客面前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这既是经营者个人全面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这些内容基本上可以为我国企业借鉴,我们必须将其融化在共产主义道德和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精髓中。

  3、吸收中国传统道德的精髓。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形成的道德传统非常丰富而且具体。对国家应忠、对父母应孝、对长者应尊,朋友间重义、人们相互间的交往必须守信、至诚。其核心是在处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必须自觉地做到自我牺牲,这种牺牲不能附加任何条件。中国封建道德强调的这种盲从、愚忠、等级观念与现代企业所要求的生机勃勃的自主意识和竞争意识是格格不入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传统道德对我国企业道德建设毫无意义,相反,其中有极为丰富的道德遗产需要我们去挖掘和利用。如果说西方企业的职道德观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的,那么中国的传统道德一开始就把社会责任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守信、“至诚”、“重义”只有做到不附带任何条件才算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要求的道德水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是企业职业道德建设尤其要发扬光大的。从这种道德规范出发,无论企业,个人遇到了多大困难和挫折,都必须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而不能以任何借口去损害社会与他人的利益。

  企业职业道德建设是我国整个社会道德建设工程的重要一环;一方面企业必须重视自身的道德建设,但另一方面企业职业道德建设也不能靠孤军深入,它的成功需要其他领域职业道德建设的相互配合,特别要指出的是国家公务员的道德建设对全民族道德水平的提高具有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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