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监督 社会监督能管住红会吗

 社会监督 社会监督能管住红会吗


     解码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

  5月初的北京,温度已经有了明显的攀升。由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下称“红监会”)部分委员提出的重查“郭美美事件”,似乎也随着气温的升高进入了一个小小的“高潮期”—红监会的全部16名委员被要求在6月9日之前,不得以个人或者委员的身份接受任何采访,对外接待将由红监会秘书处统一协调。

  6月9日,是红监会召开年中会议的日子。这一天,全体委员不仅要讨论红监会成立半年以来的重大事项,还要表决通过是否重启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

  红监会一位要求匿名的委员对时代周报说,红监会只是监督机构,不应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最近某些委员的发言,让红监会成为了焦点,不应该这样”。

  这似乎有点蹊跷,因为在5月4日,央视《面对面》还播出了对红监会委员王永的采访。只是在这期节目中,王永的身份不再是之前媒体所称的红监会新闻发言人,而悄然变成了红监会一名普通委员。

  红监会秘书长黄伟民对时代周报坦言,目前王永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并没有变化。只是作为发言人,要有事情才能代表大家正式对外公布。但这段时间,红监会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对外公布的。

  作为“郭美美事件”重查的提案人之一,王永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坦承,之所以要重查“郭美美事件”,缘于对红会当年调查结果的不信任。他说,不仅自己不相信,身边的很多人也不相信,那些骂红会“滚”的十多万网友也不相信,“如果一个事情的结果不能让公众相信,那么是不是有必要重新再查?”

  谁能当委员

  红监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12月7日,红监会在北京成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等16人被聘为红监会委员。

  当天,红监会就召开了全体委员第一次会议,就包括职责范围与工作流程在内的红监会章程进行了讨论,其中针对红监会独立性的讨论最为激烈。

  根据当时公布的消息,红监会成立后将展开三个方面的监督活动:一是每年固定的监督事项,如捐赠款物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红会重大项目实施情况等;二是引起媒体和社会公众质疑的事项,红监会可以主动代表社会公众开展调查和监督,独立向社会发布监督公告;三是接受中国红会的主动邀请,对特定事项进行监督。

  红监会委员的选择一直饱受公众质疑,很多人尖锐地指出,红监会有“强沾名人光”的嫌疑。但在王永看来,红监会委员的选择其实有自己的道理——需要有一定的专业地位、有一定的社会公信力、没有不良记录,按照这些标准,再根据医疗救护、社会调查、公共关系、品牌、财务、法律等行业分门别类,然后找门类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这是一个漫长而严谨的过程。”

  王永说,据他所知,这16个人都是被红会邀请的。邀请有四个原则:第一有意愿,就是有意愿参与对红会工作的监督;第二有时间,要保证履职的时间;第三有能力,需要有专业的能力,“管财务的,如果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那还能干什么”;第四要有形象。

  “接到邀请,我考虑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王永说,很多人劝他不要蹚红会的浑水。但最终评估了各项风险后,他还是答应了下来,“我是做品牌的,对我来说,红会是一个很好的品牌”。

  事实上,早在2011年“郭美美事件”爆发之前,红会就提出要成立红监会。只不过一直没有被提上日程,也没正式对外公开。直到当年8月8日,红会秘书长王汝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红会正在酝酿筹建红监会,会邀请一些社会人士和志愿者来参与项目管理、项目监督。

  2011年12月23日,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也在公开场合明确了上述决定。赵白鸽说,红监会拟邀请有一定社会责任感、有信誉、有思想的公众代表,频度较高地参与红会的活动,对其募捐、救助等过程予以监督。红监会不仅参与红会总会的活动,也同时对各地分会起到监督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培峰如此评价红监会:能在红会的社会活动中增加其公开性和透明性,以此来消除很多信息不公开给红会带来的不好影响,“有肯定比没有好,谁来做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要做”。

  从目前红监会委员的构成来看,具有多样性,各个方面的专家都有。但要想改变红会在社会公众眼中的形象,红会首先要改变的就是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证明自己最好的方式是认真做事,而不是依靠一个外在的组织。

  作为代表公众行动的一个社会机构,红监会并不是为证明红会是否廉洁而存在。“红监会只是有监督行为,对于一个组织来讲,监督行为应该是辅助性的,而不是主导性。”刘培峰说。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认为,社会监督是任何一个公益组织都需要探讨的一个方向,“成立红监会是一个积极的探索,但是怎么成立、成员怎么构成、以什么样的方式监督等都需要探讨”。

  重查“郭美美事件”

  尽管争议颇多,但不可否认的是,红监会的每一位委员都坚定地认为,从成立的那一天起,红监会就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不隶属于红会。这一点从王永对红监会今后委员增补的解释中就可以看出来。

  王永称,继第一批16位委员之后,以后增补的委员不再和红会有关系。这意味着,必须由红监会三分之二以上委员表决通过才可以成为红监会委员,而不管红会同意与否。反之,就算红会同意了,在红监会投票中有三分之二没有通过,那也不行。“红会可以推荐,但决定权不在红会,而是移交给了红监会。”

  此次要求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是王永联合另一位红监会委员刘姝威发起的建议。但王永同时也承认,这个建议并没有得到红监会全体委员的认同,“需要开会表决”。

  实际上,这并非王永第一次提出要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2012年12月,红监会刚成立不久,王永就提出了要重新调查“郭美美”的建议,只不过当时红监会还需要展开建章立制、团队磨合等具体工作,因而建议被搁置。在当年红会举行的一次媒体座谈会上,王永再次提出重查“郭美美事件”,又因各种原因未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一次,王永联合刘姝威共同提议重查“郭美美事件”,终于成功赢得公众的目光。

  刘姝威是著名的财务专家,著名的“蓝田案”就是因为她而大白于天下。“有了她的配合,我们的提议会更加科学,更加严谨,而且也更具可行性。”王永对此充满信心。

  独立决策

  对于是否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红会和红监会的态度似乎并不一致。

  4月26日,红监会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是否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将由红监会独立决定,红会无权干涉。但仅仅两天之后,红会便发表声明,坚持对“郭美美事件”的原有认定。5月初,红监会全体委员被要求不得再以个人或委员身份接受采访。

  对于被“禁言”,黄伟民称与重查“郭美美事件”没有直接的关联。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对于红会的日常监督,以及这次突发的雅安地震使红会的一些赈灾工作纠缠在了一起。“不能说是因为那个事情,但也不能说没有那个因素。”他说,在这种特别的时刻,要有规则和约定做事,这很有必要。

  而王永则对时代周报一再重申,红会其实并没有否认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王汝鹏秘书长也没有否认,“王汝鹏的观点是红会内部并没有人提出调查,我们是红监会,是我们中间的有些委员提出的调查,这是独立决策的,调查或者不调查,都和红会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说,只是目前此事在红监会没有表决之前,没有更多的信息披露。

  对于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王永透露,红监会将要讨论并表决的决策包括:是否启动调查、何时启动调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调查以及哪些人参与调查等。“这些东西都需要通过红监会讨论通过后,才能向社会予以发布。”

  王永的期待在于,如果讨论通过这个提议,那么应该邀请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到红监会的调查工作中,通过公开透明的调查程序,来提升调查结果的公信力。

  王永说,红会目前最缺乏的就是公开透明,大家对红会最大的质疑也是公开透明。“一件事情如果调查的过程、事件的本身都不能公开透明,如何才能让公众对调查结果信任呢?”

  王永称自己有信心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把事实和真相还原给社会公众,“如果调查清楚红会有问题,那么我觉得相关的责任人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说调查结果证明没有违规或者违法存在,那么红监会有义务向公众说明情况并解释为什么没有”。他说红会如果有这种姿态,有这样做法,那么任何谣言都不会有生存的空间。

  现在,红监会的成员都在准备6月9日的年中会议。“要有工作总结,还有一些需要形成报告,供大家审议。”黄伟民说,该做事的时候要踏踏实实先做事,现在还没到红监会发声的时候:“做好了,或者做完了,我们认为可以讲的,我们会有渠道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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