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战略形成中，有一类观点，他们认为外部环境和其变化是决定战略形成的核心要素，由于大多少数组织，包括大型企业在内都无法影响它们的经营环境，而只能受制于环境，并根据其变化做出响应的对策，他们认为战略形成过程就是一种类似自然选择的过程，这一观点派，就是所谓的自然选择派，但实在的说，他们对于自然选择是如此的可耻的无知。
在决定变异的特殊类型上，外因比较于其本身的内因，也就仅仅居于次要的位置了，这并按住不提，综合我们前面的论述，对于自然选择这一提法我是很能够赞同的，但以我对进化论的理解，显然是不能够苟同于上述自然选择派的观点的，在自然选择过程中，物种本身的主观能动性亦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的，而想论述清楚这一点，则必须从自然选择的原料变异说起。
经过长期的研究，我觉得生存条件有两种方式起作用：一、是直接作用于企业体的整体机制；二、是局部的组织构造，关于这点，我也偶尔提到过，它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因素，即企业体本身的性质和外部条件的性质。达尔文说过：变异过程中本身的内在因素比条件外因往往更重要。
确实，一方面不同的外部条件可以产生相似的变异，确实，英国属于海洋气候，法律环境也属于海洋法系，而德国却属于大陆法系，其自然的社会的条件，是完全不同的，但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两国的政党，英国的工党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我不知道他们之间除了官方用语，及领导人的差别外，还有什么差别。另一方面不同的变异可以在相似的条件下发生。
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一定变异，所谓的一定变异，是指在某种条件下，一个组织或他的子体系，能够在若干时间按相同的方式发生变异。如果用同一因素作用于众多企业体，经历若干时间则可能产生相同的变异，我国上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及以后的“计划”这一要素，对各种企业的变异，即国营化，应该算是一种例证吧。
与一定变异相比，不定变异更多的是由于条件改变了的结果，在无数微小的特征中我们看到了不定变异，这些微小特征使同一时间、空间概念下的不同个体得以区别，我们不能够认为这些变异是从诞生源遗传下来的，因为即使是同时同条件的企业也可能产生明显的差异。（比如中国电信业内的巨大中华四大公司）。所有这一类的变异，都应该认为是环境条件对个体引起的不定变化的效果，这就如寒冷的天气可以使人咳嗽、感冒或者引起各种器官的炎症，其效应是因各人的体质而异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决定变异的特殊的类型上，外因条件与企业体本身的内因相比，仅仅=居于次要地位，如果将企业体比喻为可燃物，外因应该是燃烧的外部因素，比如高温、干燥因素，而内因大抵就是促成其燃烧的那个燃点了吧。
环境的变化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在现实中，我们会经常看到这样的例证：例如某种植物从一种气候迁入另一气候环境，其开花期，便会发生变化。关于这一点，中国古代的人们就已经有所认识了，大外交家大智慧者晏子在他出使楚国时，就提到过这个概念----淮南的柑橘到了淮北为变成了枳壳了。德国最讲究原则的企业应该算西门子了，但这家德国最讲究原则的企业到了中国却表现的很中国化了，同样美国的DuPont，在安全方面是最讲究的，但到了中国却仅仅只是表现的很官僚化而已，它要的安全这个概念，除了在他们的口号，或者说他的整体的VI还告诉你这是DuPont外，再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将它与美国的DuPont发生联想的了。
同样习性的变化也可以产生出不同的效果，至于企业体，组织内各部构造和程序的经常使用或者不使用，则效果更明显，关于这一点，C。K。普拉哈拉德与加里。哈默尔在他们的著名的著作《核心竞争力》一书里有过很精彩的论述：核心竞争力不会随着使用而递减，它不像物质资产那样，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损耗，竞争力却会因为随着他们的应用及分享而提高，就如同我们的运动员的臂力一样，这就是“用进”原则。
而至于各种不具备传承的变异，对我们无关紧要，但是，能传承的 构造变异，哪怕是微小的，都有重要的Value的，（关于传承，中国几千年的小农意识就是文化传承的结果，）同样在企业体内也是如此。
但老实说关于支配传承的法则，大多还不清楚，在此，我只能期待某个大人物的出现来为我们解这个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