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珠三角作為全國最先對外開放的經濟區，繼九十年代遭遇長三角崛起的挑戰後，一直躑躅於如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然而，十多年過去了，除了少數龍頭城市外，低端的傳統工業，如服裝、鞋帽、箱包、玩具、塑膠和橡膠製品、低附加值的機電產品、傢俱等，仍是珠三角企業的主體。外向型出口加工企業，不僅要靠低廉而充裕的勞動力、便宜的土地和稅收優惠政策，對於國際市場的波動也非常敏感，這些勒緊褲腰帶賺錢的企業，一遇風吹草動就被刮得東倒西歪。“民工荒”還未結束，又受到出口產品品質事件、環保風暴等衝擊，在新勞動法出臺後，相當一部分企業終於堅持不住了，轉型還是轉移，已經成為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尷尬:“天時、地利、人和”不再
珠三角的發展離不開“天時、地利、人和”。改革開放前，深圳、惠州、東莞等珠三角東部地區的發展水準遠比西部低，起飛的重要契機是香港傳統製造業轉移，“前店後廠”使得深圳近水樓臺先得月，從一個小漁村迅速成為大都市。之後，轉移順著珠江口不斷延伸，吸引了大批的內地就業人口來此打工，窪地效應曾令民工平均工資十年都沒有上漲。加上政府對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有這樣極其優越的條件，企業即使是從事最低端的加工業務都能生存，也滋生了不願在技術和品牌上投入的得過且過心理，這種發展模式妨礙了工業的深化，經濟體的內生性增長動力沒能培育起來。
然而珠三角終究不能永遠靠吃紅利過日子，天時並不常有，地利與人和也因為人口與資源的矛盾不斷減少。作為人均資源儲量遠遠低於全國平均水準的珠三角，隨著經濟快速發展，電荒、煤荒、油荒、地荒、勞工荒等問題接踵而至，人力、土地、原料等要素價格不斷提高，造成經營成本急升。企業利潤空間和抗風險能力極低。處處燈火通明、繁忙加班的景象背後是企業靠拼血汗掙來的微薄可憐的利潤。
珠三角從過去具有的改革開放先發優勢和勞動力、土地便宜的“雙優勢”被“雙邊緣化”所替代。企業缺乏自有技術、核心技術，處在價值鏈末端，面臨著“如果今天不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明天就要被產業結構所調整”的困局。
香港、深圳、東莞：下一站停靠何方？
珠三角製造業中，相當一部分是從香港轉移過來的。據香港貿發局近期調查，香港一些附加值較低的經營活動，如生產及運輸已外移，出口商將香港作為營運及控制中心，在港從事附加值較高的服務，沿著全球生產價值鏈向上發展。2005年香港的出口中，接近三分之一是符合OECD標準的科技產品。香港已經成功地從製造業升級為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
當初是深圳先承接了香港製造業的轉移。1992年前後深圳也曾出現“三來一補”企業外遷浪潮，現在看來，如果沒有當時的“外遷”，很難想像會有今天高新技術產業三分天下的局面。深圳沒有因為低端製造業轉移而損傷經濟，資料顯示，2007年前十個月，深圳實際利用外資繼續保持10%的較高增長，其中70%屬於第三產業或有“第2.5次產業”之稱的生產服務業，顯示以加工為主的經濟結構已步入了轉型良性迴圈。
加工企業的轉移為東莞成為國際製造基地打下了最初的基礎。東莞製造業的繁榮，得益於之良多。產業積聚效應使其成為國際IT產品加工車間，甚至有說法“東莞一堵車，全世界IT產品便要斷貨”。然而這種產業結構也無法抗拒經濟發展規律，產業升級的趨勢是無法根本改變的，一部分低端簡單加工組裝企業勢必要繼續被產業升級所擠壓，他們只得另尋出路了。那些有污染、產業附加值不高的低端製造業廠商將不得不轉型、關張或者撤離珠三角。
我們沒有理由懷疑東莞不會像香港、深圳那樣成功地實現產業升級，值得關注的是這些企業將如何應對變局。
作候鳥還是留鳥？
低端加工企業就像候鳥，哪里環境適宜就往哪兒遷徙。它們看中的是珠三角的地理位置、生產成本和勞動力資源。當這些條件不再具備時，搬離珠三角是很自然的事。但也有少數企業採取積極態度，準備從傳統產業向高新技術產業、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從外銷企業向內銷企業轉型。
根據東莞當地的統計資料，從1978年到2007年，將近30年的時間裏，東莞批准建立的企業有3.3萬多家，現在實際還在運作的企業有1500多家，平均每年有七八百家企業搬遷或消失了。產業升級和轉型的過程是痛苦的，靠的是企業的內功，不是單純外部助力所能奏效。在剩下的這些幸運者中，預期只有少部分企業有可能轉型成功而繼續留在當地，多數企業將不得不轉移到更低成本的地區。
留鳥不好作，候鳥也活得不容易。這些低成本、低利潤、缺乏自主品牌與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製造企業缺乏競爭力，低成本比較優勢正在喪失，面臨的是生存危機。再者，遷移既非長久之計，也需要遷移目的地具備零配件和物流服務的配套，隻身轉移也許是死路一條。如果遷往內地，企業還需要改變以出口為導向的業務模式，轉而面向國內市場，這又豈是說說就能辦到的事？無論轉型還是轉移，在未來的五到十年，對珠三角中小企業都將是兩難的抉擇和生存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