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广州市副市长王东近日在一个公开场合指出，全国科研经费大概只有40%是真正用于科技研发的，60%都用于开会、出差、接待等方面，这大概是创新不很给力的一个原因。其实，当选美国“双院院士”的施一公教授早就撰文指出，在科研投入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之所以被减缓，主要在于靠关系来分配所有的新基金。“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被减缓的说法虽然值得商榷，但是在研究经费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之严重，确是难以否认的。靠关系来分配科研资源固然令人头疼，但是与在体制内进行近亲繁殖造成的创新精神畸变相比较，后者的危害可能更为严重。
这并非否认体制的作用，而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在利益的多元化中，人们被划分到不同的体系内；彼此之间存在着体制的藩篱，通过特定藩篱将其他体系隔离出去的这个享有优势的体系就是所谓体制。科研经费的划拨或者分配只能在特定的体系内进行，靠的就是体制的力量；施一公教授所说的“关系”也属于特定的体系内的关系，外人是不能问津的。如果把一个体制当做一个圈子，那么施一公教授所谓“关系”只不过是圈子里的圈子。圈子里的圈子可以继续推延，直至接近最核心的资源分配。据说施一公教授落选中科院院士的原因之一是当时没有获得中国国籍，国籍之类正是体制与身份有关的证明。我们不妨把这种现象叫做以体制定乾坤。 科学没有国界，进行科研创新的权利原本不应当被特定的体制所垄断。然而，当科研经费只是在体制内进行分配时，那些致力于科研创新却被排斥在体制之外，又在资源的使用上被列入另册的人们，无疑遭遇了双重不公待遇。表面上看，体制内的人员进行科研创新似乎更专业；然而这很容易忽视另外一个问题，他们获得的收入或者薪酬就是要求他们在科研创新活动中必须有所作为，而不能以是否另外获得资源投入为必要条件，至少在获得新的资源投入时应当比体制外的人标准更高，而不能将分配标准作为一种体制藩篱。否则那就容易使更多人的创新精神“骈死于槽枥之间”。当创新中国的理念将更多人的创新意识激活之后，创新资源的分配还在封闭的体制内自娱，创新步伐难免会被减缓。报载，河北的一位农民30多年来倾尽家财醉心科研，取得多项科研成果和国家专利，其中氕氕核聚变实验被肯定。如果说其创新成果还在被质疑的话，那足以让现行的研究经费分配体制蒙羞。 即使在体制内，现行的研究经费分配与创新步伐的促进也很难说是正相关，施一公教授曾撰文抵制的“学术潜规则”的泛滥就是如此。首先，研究经费分配局限在体制内，容易使这种分配演变成资源狩猎游戏。研究经费的蛋糕确定之后，反正就是在这个盘子里来切，至于切给谁，一方面要照顾不同圈子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就是“会哭的孩子多吃奶”。于是彼此都不敢忽视创新之外的功夫。其次，既然研究经费的获得取决于创新之外的功夫，那么创新本身就徒有形式，于是捉刀、造假交易就活跃了起来。专门针对科研经费申报（套取）的培训班堂而皇之的办起来，有机构可以提供从选题到论文发表或者成果鉴定的一条龙服务。再次，作为前两种情况的补充，颁奖圈钱闹剧纷纷上演。既然科研经费申报（套取）需要一定的身份、业绩、头衔、称号，那么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商家那里批发，足以让科研经费申报（套取）者在跑关系的过程中过关斩将。 对于施一公教授在国内落选中科院院士而在美国获选“双院院士”，人们可以见怪不怪；虽然不能据此证明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但也不能不反思为什么有时候中国的月亮到外国那里就“圆”了起来。这当然不仅仅是指施一公教授的杰出贡献和持续的原创研究成果，而是指美国院士的遴选方式。据美国国家科学院新闻办公室高级媒体官员高尔文·莫莉介绍，美国科学院新入选的成员通过选举产生，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正式成员可以提交正式提名，提名的标准就是被提名者的科学成就，不存在成员申请的过程和程序。我们不能断定其提名过程无懈可击，但可以肯定是打破体制的。如果说国籍是其体制内的一个条件，毕竟给体制外的人群留有了一定的额度。这值得我们在确定研究经费分配方案时参考。 细究起来，美国科学院的做法颇像我国古代的察举和征辟制度。这并非在推崇国粹，而是想提醒体制内的决策者，在发现和培养创新人才方面，我们今天的智慧总不能不及古人。征辟隐士在古代是被视作野无遗贤、时世清明的表现，其中就有“茂才异等”“贤良方正”的名目。借鉴古人的做法，汲取当代海选等方法，建立主动寻访、收编、监督机制，真正基于学术优劣，而不是靠关系在体制内分配所有的研究经费，无疑有助于厘清减缓中国潜在创新步伐的阴霾，不至于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