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坦率而言，对南方周末《“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再调查 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的头版报道，我的态度前后发生了一些变化。 面对批判声，南周人常常回应说，你们报道都没有看全，就急吼吼地跳出来骂。客观来说，恐怕多数看客都会中枪。新媒体时代，谁有这么多闲情逸致认认真真一个字一个字读完三篇长篇报道？我也中枪了。但我开始其实没有骂南周，反倒是挺他们。事实上，对唐慧这事儿的了解，我之前和大家一样也是碎片化的，知道对案件、对唐慧，媒体报道中、微博上都有各种争议，这事儿复杂无比。当唐慧诉永州劳教委一案胜诉时，我才从各种欢呼雀跃的边边角角中，突然意识到，怎么没有人提“幼女被迫卖淫案”本身了？再一细看，最终判决是两死四无期一有期，在近年最高法强调少杀、慎杀的背景下，直觉上判断，这绝对是极为罕见的重判啊！为此，我专门请教大状界，一位律师朋友很谨慎地说：我不了解案情细节，必须读了案卷才能说。无论如何，以一位媒体人的判断，我认为，这个被有意无意忽略的判决，很有报道的价值。问题是，在举国上下都为唐慧告赢劳教委而欢呼的当下，哪家媒体会有勇气做这个报道呢？ 所以，当知道南周的唐慧报道出街引发热议，我心里的第一个念头实际上是为他们叫好的。在初读了第一篇主文《什么造就了唐慧》，我发了一条微博说，南周的报道很有勇气，不顺从民粹，难得；但操作细节上有瑕疵、在我看来，不应该太多纠缠唐慧本人的人品如何，这不是事情的关键；记者应该多采访司法界人士，专注于一个核心问题：“幼女被迫卖淫案”两死四无期一有期的量刑是否适当？必须用事实、证据说话，充分表达各方尤其是司法界专家的不同观点。接下来的逻辑才是，造成这种量刑结果的原因是什么？这就进入一些根本性问题的制度分析了，而且还是不能纠缠与唐慧的个人人品上。这个操作思路可能会更能站住脚。 但当我真正有空读完了三篇报道之后，我只有一个选择了—删除了之前挺南周的微博。具体的技术分析，媒体同仁宋志标在《南周唐慧报道是如何失控的》一文中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我基本赞同。我想在这里进一步分析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根本的原因大概有两点：其一，南周想说出不同声音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自己跳了出来当判官；其二；从记者到编辑，具体的新闻操作手段瑕疵太多，想表现新闻专业主义的诉求，但欠缺新闻专业主义的工具和素养。 在民意喧嚣的年代，在争议性的刑事案件中，往往参与的各方都有各自的agenda，邓玉娇案、药家鑫案、钱云会案，莫不如此。尤其在面对一边倒的民粹情绪时，媒体需要时时刻刻保持独立的头脑，不为外界的声音所绑架。这种独立精神是非常难得的。但是，你不能为了不同而不同；恰恰是，为了表现不同的声音，你要更加地独立，更加地冷静，万万不可自己跳出来，通过标题、行文、采访对象选择、采访素材选择等，急不可耐地表明媒体、记者的立场。观点和事实混杂在一起，这是新闻报道的大忌。 如前所述，在本案例中，我认为报道的重点应当抓住质疑强迫卖淫案的判决证据是否充分、量刑是否适当来展开，唐慧人品如何是次要的。从南周报道来看，记者太急于把唐慧拉下“神坛”，行文中充满了对其个人的质疑。这实在是本末倒置。在对案件的分析中，必要的时候对唐慧前后的行为进行客观描述即可。 可以比较的一个案例是财新《新世纪》周刊的《达芬奇案中案》。在这篇报道出来之前，各界同样是一边倒地骂达芬奇公司造假，却忽略了官方质检机构从未有任何实质证据证明达芬奇家居存在造假卖假问题。这篇报道并没有采访到关键的对立方，一是央视记者，二是家具质量纠纷中的消费者唐英。怎么办？记者的建议是，“尽可能拿到没有采访到一方的‘沉默信源’，不管是已公开报道，还是行政文件或法律文书，然后以其为主事实依据，就是把信息少的那一方作为主事实依据，以信息多的一方为回应。在缺憾中努力达到一种相对平衡，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这种平衡的技巧是尤为关键。假定南周记者实在抑制不住还原唐慧个人的冲动，更专业一点的做法其实要反过来，更多地站在唐慧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然后再进一步去分析其复杂性，以及人物复杂性何来？与这个国家的政经社会环境有什么关系？如果是这样做，效果就会完全不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