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著名学者秋风认为精英败坏是社会失序之源，笔者赞同他这样的说法认为他只是找到了一个源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源头，那就是生存成本的升高和生活压力的增大。 秋风认为从文化角度看，中国精英已经流氓化，这类流氓型精英在整个精英群体中能占到多少比例？很难估计，但可以确定地说，该比例一定处于史无前例水平。是的，中国社会的精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败坏的。 至少从尧舜时代开始，健全的华夏治理机制就是“君子之治”。《舜典》提出，以“乐”教“胄子”也即当时的精英具有下面的德行：“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君子德行养成科目。可以说，华夏文明之自觉，始于君子养成之自觉。这样的君子乃是完整的人，他们同时具备德行，具备治理的技艺，也具有庄重的威仪。周代就是依靠这些君子进行治理的。孔子立教之根本目标，正是在传统君子走向衰落之时重建君子之教，在新的环境中养成君子，以为邦国、天下治平之本。从根本上说，儒家之学就是君子养成之学。 华夏文明为什么会走向君子之治的机制？可能与华夏天下之规模庞大有关。华夏天下的规模是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难以想象的，这样的规模决定了天下只能分散地、多中心地治理。君子就是基层治理之中心，每个君子就构成一个治理中心。君子们通过联合，维系一个“和而不同”的天下共同体———它还具有强大的秩序扩展能力。 秦攻灭六国、一合天下之后，试验了一种新方法：以单一的权力中心统治每一个人，结果是迅速失败。这与交通、经济、政治控制技术等的效率无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第二次尝试这种统治模式，同样失灵。董仲舒、汉武帝之后，君子之治模式得以部分恢复，并一直延续到第二次尝试之前。 实际上，孔子的一句话已清楚地说明了单一中心的治理模式与多中心的君子之治模式的根本差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单一中心的统治以人性之恶为预设，以政府强制执行刑罚、人们对刑罚的恐惧维持秩序，主要由官员构成的精英与被统治者是敌对关系。由此，人性之恶也就迅速成长，每个人都在寻找秩序的漏洞，维持秩序成本迅速攀升，以至于无法承受。 相反，在君子之治的机制中，君子依靠人们的信赖而享有软性的治理权威，由此，精英与大众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就像孔子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社会治理的成本比较低廉，而且，这种治理经常是以大众的同意和参与为前提进行的。当然，这种治理正常运转的前提是：第一，政府保持节制，给社会充分的自我治理空间。第二，有一个健全的君子群体分散在基层社会方方面面。不幸的是，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无所不在的权力让社会丧失自治空间，君子也就不复存在。 晚近二十年，这个单一权力中心统治体系之外，成长出一些商业、社会、知识精英。但是，他们远不是君子，其中很多人不过是有钱的流氓而已，在当代中国，金钱系统地制造了心理上、社会上与政治上的不平等。 其实秋风的解释有一定道理，笔者也认为道德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但是道德体系的建设并非一日之功，这需要“大师”级人物，倾其毕生精力来进行人性和伦理的探索，才能建立适合人类现代生活准则，目前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并没有出现，而无论是回归宗教还是回归中国的儒家君子传统，其实都改变不了社会现状，因为宗教和儒家传统都是在传统社会基础上诞生的，现代社会需要新的道德伦理体系，而现在这个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也不可能短期内建立起来。 而现在所能做的就是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降低其作出违背道德事情的冲动。现代人如果要养老至少需要几百万的资金，而这个资金大部分人都赚不够，因此为了赚钱都不择手段，医生给病人小病大治，商人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教授到处走穴，这些都会损害社会的长期竞争力，因为大家都只顾眼前利益。因此建立有保障的生活才是解决社会败坏问题最简单有效的手段，也是最快的手段，其实这只需要十年时间，就会有大成效。 文粹主义：影响社会进步的另一股力量 文粹主义的实质是文人至上主义、文人主导主义，其危害比民粹主义更大。 文粹主义者在经济领域，主要是指那些财经评论员。文粹主义其实是一种文人至上主义，是通过文字、文章影响社会的文人人群中比较特殊的一类人，他们属于文人，甚至往往还代言文人，一度成为文人的主流，但这些人的历史或社会作为 并不为文人群体增彩。在社会大变迁时代，这些文粹主义者并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反而是社会进步的阻碍。 文人与学者不同，文人是感性的，学者是理性的。中国现在是文粹主义者泛滥，而缺乏真正的学者。 文粹主义分子的主张，并不是来源于对现实的思考，而是来自于更多的其他方面，比如感性判断，或是对自己已经学习的知识的套搬，或是大众媒体。 文粹主义者也分为几种，一种是文艺腔型，这部分以文艺青年为主，这部分人并不具备专业知识，他们做什么事情，或是拥护什么主张，大多是凭感性认识，属于“很傻很天真”的一类， 卖萌和矫情是他们的特色， 这种人有，但估计不到三分之一。 另一种是，意见领袖型，这部分以媒体人为主，他们获得知识大部分是通过新闻，他们这些人谈来谈去都是谈新闻，但新闻并非反应的是真实的世界，而且舆论翻转就像翻书一样快。但是这 些人只接受大众媒体，甚至将大众媒体当成了社会的全部，但其实影响社会不是舆论，而是学术、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民意，舆论反应了一部分民意，但不等于民意。 第三种，其实是政治野心家类型，这些人作为文人只是暂时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真的钻研学问，而只是混迹于各种媒体，这种人不喜欢专业媒体，反而特别喜欢民粹主义媒体，比如销量 最高的都市报等，因为这些人拥有着体制内的或是大学的头衔，因此媒体都比较喜欢这些人，因为一般的学者是不喜欢混迹媒体的，甚至以混迹媒体，特别是混迹于都市报这样的媒体为耻，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哪个名校教授主动对他们投怀送抱，他们当然是求之不得了，媒体利用这些人提高了自己的影响力，而这些人也通过媒体成为了“公知”，最起码在大众眼里，这些人就 代表了这些学科，这些人有的就是为了出个名，也有不少是有政治企图的。 文粹主义分子最大的特色，就是强烈要求政府按他们的主张办，甚至将自己当成了真理的化身，当成了民意的化身，但文粹主义的危害也在这里，他们热衷于代言学者、代言学术、代言民 众，代言知识分子，但他们也只能代表他们自己，其谁也代表不了，但他们却非常乐意享受这种代表别人的感觉。 文粹主义的主张不是深思熟虑的，甚至信口胡诌的，往往落后的，浅薄的，错误的，没有现实基础的，没有执行的基础也没有执行的必要。 文粹主义者还不同于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文粹主义者至少有点真正的理想主义，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则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者，但是两者又是有联系的，而且有时候是很难区分的，因为利益 集团的代言人往往是以文粹主义者的身份出现，因为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都不可能傻到直接宣称自己是在拿钱说话，尽管也有这样的人，但大多数是不这样做的。 他们往往将自己乔装打扮为自由主义理念的坚定信仰者，或是将自己打扮为市场经济的坚定维护者等，不明就里的人可能真的以为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文粹主义者与公知也不完全相同，文粹主义者从本质上是理想主义的，而公知也是现实主义的，真正的公知是大众利益的代言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但公知一但掌握了话语权就会很 容易脱离公众，堕落为文粹主义者，甚至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文粹主义的产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与文人脱离社会，而成为一个单独的、封闭的社会群体有很大的关系，这些人向上不了解政府、向下不了解民众，而自身也不具备某一方面的专业素 养，或是虽然具备某一方面的素养，但是从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说话，而是喜欢跨学科开药方。 文粹主义的产生的另一方面则与知识的专业化有关，现在能称为知识分子的很多，但是真正的学者却很少，比如很多诗人、小说家、媒体人都可以称为知识分子，但这些人却缺少现代化的知 识体系，他们很想解决社会问题，但是无奈自己缺少这方面的能力，高远的理想与自身能力严重的不匹配，时间长了就扭曲出文粹主义这样的社会现象。 文粹主义者有时自称“我只是说出了一些常识而已”，不过以他们的知识限度也只能是说出一些常识，但常识就是正确的吗，很多常识是未经科学验证的，或是很多常识只不过是早年的科学 发现，现在很多都被推翻了，或是很多常识只是被简化的结论，其成立是需要很多限定条件的，如果不懂这些就大言不惭用这些所谓的“常识”解释问题，不出问题才怪。
文粹主义有时候也并不满足自己做一个“没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他们也会自学一些简单易懂的学问，比如哈耶克主义，中国哈耶克学会的创始人秋风曾经坦言，其他经济学派都很难学懂， 只有哈耶克主义最容易学，但其实很多哈耶克主义不知道的是其实哈耶克的学问根本就不完全属于真正的经济学，也只能算是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界区域，而且在学术界也有争议，一直处 于边缘状态。可惜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将哈耶克主义作为自己的稻草，以为读了读哈耶克主义就懂了经济学，其实这些人连经济学的门都没入呢。 文粹主义者的优势是嗅觉敏锐，善于发现问题，但文粹主义的劣势是思想浅薄，文萃主义的错觉就是将自己当成了知识分子，其实现在如果仅仅是认识汉字就是知识分子的话，那中国几乎没 有不是知识分子的了。 文粹主义者具有中国古代士大夫喜欢议论时政的“清流”遗风，但是文粹主义者却缺少中国古代士大夫那种“为民请命、为国尽忠”的历史使命感，文粹主义具有西方公共知识分子关注时事 的特色，但鲜有西方公共知识分子体恤公众疾苦，为弱势群体代言的公民责任感。文粹主义者有时候也喜欢引用一些初级的学术词汇，但是他们又极其缺乏真正的学者那种低调严谨的作风。 现实问题往往比书本要复杂的多，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绝对不像做科普那么简单，文粹主义如果发展适度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但如果过度了，那就是社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