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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教父”柳传志先生，最近因为一个小范围的谈话被卷到舆论的尖锋。导火索是被媒体广泛转引的这句话：“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这一言论因此被一些人士视为企业界的犬儒主义，经受严厉批评，柳传志本人遂因此饱受责难。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并希望经由客观严谨的讨论，就企业家如何言说、参与公共政治，能够逐步形成社会共识。 柳传志的烦恼在于，在一个小范围的不公开谈话中，被截取了一句摆上公共舆论的祭坛。其中存在何种断章取义与过度阐释，外人无从知晓，局中人似乎无以自辩。这是公众人物共同的烦恼：说得好有人批评，说得不好更加有人批评，最后只有煨煨心灵鸡汤、谈谈读书感想最安全。名人言论被误读，其实质是社会情绪的媒介反映。社会普遍性的政治参与的冲动，裹挟了柳传志等社会精英，希望他们能够在政治上为普通人说话。这种冲动体现在媒体及网络上，就是对在商言商论的一致批评。 “在商言商”本身并无不妥。企业家的首要责任在于把企业做大做强，为企业改善小环境，为产业营造大环境，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并从中得到合理回报，以有利于客户、员工和股东。企业如果不能盈利，一切都是空谈，在商言商是企业家的本色行当。企业家毕竟不是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更不是专家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做学问贵在参于天地，做政治贵在以天下为己任，做商业则必须谋利计功，三者固然多有交织，但道理分别如此。 在此基础上，企业家作为公民表达政治倾向和诉求，需要考虑义与利的平衡，言行上的谨慎与审时度势是理性的。重要的不是商人谈不谈、参不参与政治，而是怎样谈政治、参与政治。政治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避而不谈乃是消极参与，参政议政或者参与、组织公民社会运动，乃是积极参与，尽管这种参与未必影响得了政治。能力和影响力意味着责任，作为曾经是全国人大代表的柳传志先生应该关心政治，他有关心政治的能力，也在关心政治；作为企业界领袖的柳传志应该在商言商，这是一种身份自觉，两者其实并行不悖。企业家参与政治，不一定要裸身上阵，还可以通过赞助公共或民间智库，间接由公共政策研究者递交负责任的专业意见。在现代公民社会，这种形式将成为一种潮流和习惯。 企业家慎言政治，不是犬儒，而是职业。企业家和政治的关系主要有两种，一是公开地参政议政，二是秘密拉拢政客使自己成为红顶商人，实现官商利益勾兑。中国企业家要避免的是后一种与政治的关系。一些有背景的权贵从政商分肥中闷声发大财，他们决不会说“在商言商不谈政治”这样的实话，因为他们擅玩官商勾结，关心政商利益链，从不关心公共政治。在商言商是商业社会的基石，在政言政是社会的安全阀，言商言政容易惹来麻烦，在政言商商人的日子不会好过。 企业家有参与或回避政治的权利和自由。其中要害，取决于大的政治环境的开放与否，以及营商环境的开放程度与安全系数。企业家应该绝对信任体制还是背弃体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二元选择，常常是一个灰度实时变化的灰色地带，转型期则尤其如此。不信任体制就无法开始，绝对信任体制风险太大。近几年中国富人纷纷移民海外，一定程度上说明，这部分人对体制的信任度或者安全感在下降。企业家们怎么会不知道这个现状？这现状，似乎不谈要比谈更“不坏”。不难察觉，在那个小型的内部座谈会上，“不谈政治”的表态透露出些许无奈，这无奈，恐怕不是一个人的，而是整个中国企业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