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国家经济命脉 不可忽视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



今年,国内外的情况都比较复杂。在国际上,有美国的次贷危机,石油、粮食以及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上涨;在国内,先有南方的冰雪灾害、后有四川汶川大地震,紧接着是精心策划的西藏拉萨骚动,经济上麻烦也接踵而来。由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股市大震荡,又带出了一个GDP滑坡问题。全国人民斗志昂扬,全力拼搏,上半年经济发展速度仍然达到10﹒4%,比上年同期回落了1﹒8个百分点,仍高于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平均增速(9﹒8%),处于平稳较快区间;物价水平也开始回落;我们的应变能力、宏观调控能力也受到了考验。与此同时也发现我们疏于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问题还比较突出。

一是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最近几年,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态势。外资不但在某些行业形成垄断态势,并且进入我国钢铁、金融、水泥等支柱企业,逐步把重点转向并购大中型企业或整体并购同一行业的骨干企业。有权威机构研究显示,中国28个主要行业,外资占多数资产控制权的占了21个,已经开放产业的前五名几乎都是由外资控制。在全球粮荒愈来愈烈之际,国际热钱加速转向粮食产业,60%大豆炼油厂被外资控制。高盛斥巨资投资养猪业务,希望取得肉价的话语权。暴露出我们国内企业对国家战略产业的控制相对比较薄弱。世界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命脉是呈现这种情况的,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个行业被外资控制的国家能够永远保持强盛。

二是银行业的控制。在迈入经济全球化的进军中,金融业始终站在第一线。前一时期,银行的改革思路是通过银行股份化与国际接轨。截止2007年7月,已有18家外资银行参股了16家中资银行。其中投资中行的51﹒71亿美元,投资建行的54﹒66亿美元,工行36﹒7美元;股份制银行获得外国投资26亿美元;城市商业银行获得外国投资12亿美元。纵观我国主要的商业银行,外资涉水都很深,深圳发展银行和广东发展银行已经被外资实际控制。外加外资独资银行,我国对银行业的控制率骤减,对经济的影响力开始下降,其后果已开始显现。在世界热钱涌入中国的大潮中,我国银行的控制力明显处于弱势。人民币汇率改革开始阶段,人民币与美元利差有三个正百分点,我们可以采取渐进方式把人民币升值幅度控制在3——5个百分点内,对热钱流入有抑制作用,后来美联储连续7次降低美元利率,美元利率比人民币利率低两个百分点,美元进来只要及时结汇,就有12%的收益,于是热钱如潮水般涌向中国,我们应接不暇,甚至乱了阵脚。回顾从2003年9月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开始,到今年已经有五个年头,热钱流入越来越猛。今年贸易顺差稳定,而外汇储备持续暴涨。据专家估算,到今年年底,涌入中国的热钱累计将达到6500亿美元左右,一季度外汇储备增加1600亿美元,是外贸顺差和FDI总和的一倍,热钱流入的规模已经超过去年的70%。如果热钱进来后,又进行炒楼、炒股票等资产投资,危险性更让人担心。银行股份化改革中资产流失也非常惊人。可是美国自己却不是这样。美国对银行业控制有三道防火墙,外国银行很难进去的。招商银行是1991年美国颁布实施《加强外国银行监督法》以来第一个获得营业执照的中资银行。其他的四大行进入美国设立分行的申请还在谈判中。这说明,我国对银行业的控制以及银行对社会经济的控制、调节能力都处于劣势。

三是对股市的控制。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是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资本市场为基础(平台)的金融体系,是以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股市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了二十五年,后五年以两位数增长,经济规模现在是世界第三,但是我们的股市却小得可怜。规模小,大起大落多。从998点涨至6124点用了28个月,可是,从6124点跌至周五(6月20日)2695﹒63点,耗时不过8个多月。中国股市与其他国家不同,参与交易的账户在一亿左右,有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一辈子的积蓄都投在股市中。央视网站对逾76万名投资者调查,从去年初至本周二,亏损者比例高达92﹒51%,59﹒98%的人亏损额逾半金融财产,股市缩水15万亿元人民币,股市信用大泻。从股市的剧烈波动中可以看出,我们对资本市场发展的管理与控制是多么不在意啊!

说到控制股市,似乎有失常理。股市毕竟不是菜市场,股指当然不可能随着政府的指挥棒转。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股市也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与调控。但是股市如果出现异常波动,伤着大多数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政府就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控,这也是世界各国通常的做法。再说,维护股市稳定,防止股市大起大落是完全可能的。政府可以通过制度创新,规范股市行为,防范股市过度投机和恶性的干扰破坏;在股市出现剧烈波动、影响到经济社会稳定时,也可以有针对性出台一些必要的政策措施,协调各方,组织调度好资金,调节融资节奏,支持股市正常运转,并积极鼓励和引导长期资金入市;在必要时,可组织一些资金入市紧急救市。控制是相对的,防止股市大起大落是可能的。最近一个时期,管理层多次明确发出维护股市稳定的信号、周边市场油价持续下跌、以及新救市措施刺激下美国股市接连上涨的情况下,中国股市却一反奥运会前股市会企稳心理,一路下跌,反映出笼罩股市头上的巨大压力仍然没有排除,也反映了管理层与股民之间还存在沟通方面障碍,股市缺少信心支持。如果我们无法使股市的基本面稳定下来,支持股市稳定发展,又如何能使百姓增加财产性收入?

 

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近期连续发生的几件事情表明,遏制中国的行为已从分散走向集中,西方几个大国一起走到台前,联手遏制中国,“遏制中国”呈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而我们却放松了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是否有些不识事务?

新特点有:

私人资本与政治的结合。  今年,石油、粮食以及资源性产品价格飞涨。从这些物资价格上涨中,我们看到石油、粮食和资源性产品都可能成为西方国家政治武器。在全球范围内,各种类型的金融家或者私人金融组织已经积累了足以摧毁任何一个经济体的资金。私人资本往往与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随时可以制造出巨大麻烦,破坏社会经济的稳定。这一情况在现实世界中变得非常突出。

遏制中国的灵魂难散。  西方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治理方式和中国强势主导的社会治理文化没有认同感,甚至非常反感;他们坚持认为美国的民主自由是中国必由之路,他不希望中国崛起,类似把西藏拉萨事件同北京奥运会挂钩这类事件,随时都可能再次发生。北京奥运会还没有正式开始,西方一部分盼望奥运会会“出事”的人已经在行动。又是法国,有一名导演凭个人想象制作了中国安全人员在奥运赛场上“镇压示威者”的短片,恶意抹黑中国。据称“藏青会:已给多国媒体打招呼预报行动,人权团体也向多国运动员施压甚至要动员运动员剃成光头“抗议中国”;捷克总理佩戴“藏独章”宣布他将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凡此种种,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遏制中国成了政治家的救命稻草,同时也凸显出西方政治的虚伪与无聊。面对此情此刻,我们对西方文明还能寄予什么希望?

垄断的特点更加突出。  中国既是世界工厂,又是世界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世界市场的地位分量越来越重。作为工厂,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竞争对手;作为市场,中国则是一个充满魅力、需要尊重的顾客。可是他们却处处用垄断来对付中国。一方面不愿意给中国以市场经济地位,不愿意给中国以公平待遇,另一方面不愿放弃遏制中国的图谋。在当今世界,铁矿石还处在垄断地位,铁矿石年年大幅度涨价。今年对华的铁矿石涨价96%,而对欧盟只涨71%,明明是给我们穿小鞋,目的是帮助西欧谋求对世界钢铁市场的竞争优势。其实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有求于人,但也有我们的优势。扬长避短应该成为一件“常规武器”。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把握好、运用这个优势。关键是我们能否敢于组织、善于组织,扬长避短。铁矿石与焦炭是钢铁厂两大主要原料,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占据了全球铁矿石70%,而我们掌握了全球焦炭的供应量的50%。有建议,限制焦炭出口!据估计全球钢产量将会因此大幅下滑,铁矿石消耗量可以减少,可以支撑铁矿石谈判空间。现在世界上就是欺侮我们“太讲道理”,拿我们当大头,我们要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和平共处;反对欺行霸市,主张公正、公平。我们必须学会控制必要的实力,来应对突发事件。

 掌握国家经济命脉 不可忽视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

 

从总体看,我国对经济、社会的控制能力并不落于人后,可是为什么我们在对国家经济命脉控制方面却屡屡出状况?是我们少了“防人之心”。以为我们要参加经济全球化,就要与国际接轨;要与国际接轨,就是遵守国际既定的游戏规则;按国际现成的游戏规则办就好了,我们已有的、但与西方游戏规则不一致的,统统改掉。殊不知西方正利用这个弱点,引诱我们掉进了“全球化陷阱”。

分析一下金融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就可找到佐证。

鉴于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金融体制改革自然受到人们格外关注。几年我们对金融体制改革决心是很大的,银行股份化改革的步子迈得很大,争论也不少,脉络也非常清晰:非常重视与国际接轨。国际的“轨”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我们选择了银行股份化这个思路,想用变革产权制度——股份制(公有制)去联接私有制的轨,因此丢失了不少宝贵的阵地,造成资产大量流失,削弱了对国家命脉的控制力。可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不领我们的情,因为他们压根儿不希望中国崛起。

我们通过银行股份化改革,引进外资,把人家请进来,美国的口开得更大;而与此同时,美国却把自己银行的门关得死死的;我们推崇自由市场制度,可是美国对我们搞封锁,这不卖给我们,那不卖给我们,还企求美中贸易平衡,这可能吗?美国想在汇率上做文章,要求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我们随了他的意愿,人民币与美元脱钩了!他们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上升的幅度也很大,只是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达到的水平,但是美国对中国的逆差还是一股劲上升。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8万亿美元,有1万亿美元投向了与美国证券相关的市场,这1万亿中,超过40%投资于“房利美”和“房地美”所发行或担保的债券。“两房”都是美国政府救助的对象,处于高风险之中,可是美国还是不满意。我们却掉进了美元疲软、债券收益率下降的陷阱中,并且越陷越深。至2008年4月底,中国持有的美国政府支持企业长期债券已达422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万亿元。其中5月份后还净增美国长期有价证券355﹒90美元 ,这是用增发货币、冒通胀的后果换来的。在换来的美国政府国债中,受美国政府救助的“二房”债3670亿美元,风险很大。

我们赚到了美国的贸易顺差,大部分又以购买美国债券形式返回到美国,但是带胎的流动性过剩却流入并留在中国。面对输入的流动性过剩——贸易顺差和热钱流入的快速增加,市场货币流通量也急剧增加。这是因为我们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外汇占款用基础货币抵付。在资本项目通常保持顺差的情况下,外贸顺差和热钱流入增加,外汇储备占款相应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当然要跟着相应增加,亦即货币发行增加。虽然我们通过发行央票、上调准备金率等措施予以对冲,基础货币投放仍然连续、大量增加,亦即货币发行随之增加;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市场货币流通量是成几倍地膨胀,我们已经身不由己。等于把货币发行权拱手相让到别人手里。从2003年9月21日开始,将存款准备金由6%调高至7.5%,继之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存款准备金已经连续调高了15次,存款准备金率已升至17.5%,其升幅已高达11﹒5个百分点。我们一直处在守势。相比之下,利率杠杆用得就比较少。我们的存款利率一直是负利率,我们的贷款利率也很低,如果扣除了通货膨胀率,我们的贷款几乎是“○”利率,或者是非常低的利率,助长了贷款扩张冲动,走了一条与紧缩相反的道路。我们外汇也近乎统收统支,大家一起吃国家的大锅饭。其结果,外汇运行的市场机制发育不充分,缺少自动调节机制,平衡机制。当热钱大规模涌入时,行政手段一时接应不上,市场调节软弱无力,所以我们一直处在通货膨胀的高压下,被动应付。

从总量方面看,是我们的金融体制、制度出现了缺口,宏观调控能力削弱;从结构方面看,加深了原有矛盾。长期以来,中小企业的融资地位一直很脆弱,民间融资也难以从地下转到地上,现在中小企业的融资地位又进一步弱化了。

循着过程分析,美元进来,结算后,基础货币投放落到境内企业持有,受惠的是出口企业;但是无论人民银行用调升利率,或用发行央票、上调准备金率对冲,受“过”的是全社会的企业、百姓。再看,境内出口企业得到外汇后,兑换成人民币,存在银行;即使用掉一些,没有用完部分,还得存银行;银行用这笔存款来发放贷款,会派生存款,再贷款,再派生存款,在不断扩张中,引发通货扩张,影响的也是全社会。况且贷款都是在商业银行的服务对象——国有企业、大企业范围转,但是收缩贷款时,中小企业首先受到冲击。社会上很多企业不是出口企业,或者根本不是银行贷款对象,即使贷款紧缩影响不到它们,但是紧缩政策调整、物价的波动、由基础利率变化引发的民间利率波动,其影响无不波及。

再看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中国的融资制度以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以银行为主;银行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直接融资以股市为主,我们的股市,也是以国有企业与大企业为主,中小企业入市很少。资金集中到股市后民间资金减少,民间利率上升还是要冲击到这些中小企业。这几年,宏观调控中其他政策调整的面也很广,幅度很大。据悉,自2005年汇率政策改革以来,出口企业受成本上升、优惠消减、海外保护主义及升值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产品产品价格竞争力已至少下降四成多。其他受影响最大的是大批中小企业。他们除劳工保障强化、工资成本上升、环保费用增加、原材料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外,还有银行贷款缩减、民间借贷利率上升(民间借贷年利率已经上升到18%)等因素深刻影响,同步震荡特别大,全国所有企业无一能够幸免。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这四五年中,我们一直用同一方法,治着同一方向紧缩,虽然受冲击的深度与广度有所差别,但是受冲击方向是同一的,受压最大的是同一层次企业。有统计,从央行2008年《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中发现,各项贷款的数量一直不断增长,一月是26﹒97万亿元,5月增长到28﹒29万亿元,净增加1﹒32万亿元;与此同时,上半年,中央企业营业收入增速加快,收入增长好于预期,而中小企业却叫苦连天。合理的解释则是增加的贷款都流向了国企和大企业;倒闭面迅速扩大,也是这批企业。先是山东半岛大批企业停工或倒闭,接着是珠江三角洲,现在蔓延到长江三角洲,连温州也难避免,是成片倒闭。媒体把它提到:中小外贸企业已进入“生死抉择”!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一现象不是终点而是集中爆发的起点。

一方面是中小企业陷入融资困境,另一方面是大量的民间资金游离在外;一方面国内有些企业资金困难,另一方面我们持有美国政府国债不断、持续增加,银行股份化改革引进外资接近130亿美元,我们持有美国债券已达4223亿美元;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整理的银行资产流失统计,仅  2006年由于“银行产权改革”而损失给外国的资产至少一万亿元人民币,而我们购买的美国债券却处于高风险之中,此外我们还丢了货币发行主动权。真不知道这笔账应该怎么算。但却反映出我们的思想、体制、制度的严重不适应,也反映出管理层主导思想的偏颇。现在全国经济形势很好,但也常出现异常现象,这种现象与我们的这种体制、制度不无关系。由此也给我们的启示:增强控制能力与运用好“控制能力”是两回事;发挥“控制力”的作用还必须有体制、制度、机制等多方面的支撑。银行体制改革的目标不能仅限于自身搞活了,利润增加了,就可以开庆功会了。搞活银行自身只是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一层次目标,第二层次目标是增强银行的应变能力;第三层次,也是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调控能力,包括金融市场机制的培育。以三个改革目标来衡量我们的银行体制改革,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建立资本市场的目的不能仅限于为国企、大企业圈钱。把握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特别对银行业和股市的控制,都应该列入体制改革的新内容、新要求。与此同时,还要强化控制力的系统建设,如果关系没有理顺、制度不完善、体制不落实,市场机制没有培育起来,宏观调控也会事倍功半。我们前一时期改革是否忽视了控制力的系统建设,以至宏观调控不能得心应手?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慎重思考的。(2008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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