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重庆市巫山县县委书记何平，着实承受了此前没有遇到过的压力。 7月16日，有网民在猫扑网发帖举报何平称：他闲置位于巫山县党政综合办公楼六楼的豪华办公室不用，而投资500万改造独霸了第十楼，极其奢侈，设有独立通道，安保措施严密。 该帖随后两天迅速蹿红网络，被网友大量转发，何平陷入了舆论的漩涡。7月18日晚，他不得不紧急召集部下商讨对策。 翌日，新华社报道说，18日晚通过其记者实地核实发现，网帖反映的情况与事实不符，“作为正厅级干部，何平办公室面积约30平米，屋顶漏水、木板发霉、装修普通。” 何平目前已就此事写成书面报告，上报给了重庆市相关部门，请求组织对他进行调查，同时欢迎公众和媒体监督。 事实上，当下时局促使何平不得不郑重对待这件事—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明确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依据相关标准，全面清理领导干部的办公用房。 面积如超标的，应予以清理并腾退。9月30日之前，各地区须向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上报办公用房腾退清理情况。 然而，在更多专家看来，要确保官员办公室真正“瘦身”，必须对官员的“超标”行为提出具体的惩罚性措施，完善监管机制，才能有效地消解政策示弱效应。 官员办公室“禁限令”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正式确定了各级官员办公用房的面积标准（见图表）。 中办、国办《通知》针对领导干部超面积配置办公用房、在不同部门同时任职等6种情形，首次作出了细化规定—面积超标的应予以清理并腾退；在不同部门同时任职的，应在主要工作部门安排一处办公用房，其他任职部门不再安排等。 中办、国办联合对各级官员的办公场所规模作出“禁限令”的背后，是新一轮严控楼堂馆所建设的政令应声落地。 据初步统计，《通知》是1988年首个楼堂馆所“限建令”以来，国家层面发布的第11个政府性楼堂馆所管理文件，也是今年3月换届以来，新一届中央政府第三次强调“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 今年3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见面会上明确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5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对修建政府性楼堂馆所情况开展清理检查。
据时代周报调查，在《通知》下发前，各地政府就传达了“5年内禁止新建楼堂馆所”的精神。在重庆等省市，一些区县及乡镇拟建新党政办公楼的计划已一律被停止。办公用房的清理亦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开始变成敏感话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十八大以来，从“八项规定”到“四风建设”，国家领导屡次强调整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而滥建豪华楼堂馆所，超标使用办公室，正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表现，公众对此意见强烈。因此，本次楼堂馆所及办公用房清理整顿“风暴”，是新一届政府“四风”建设的一项得力措施。 “中国式奢侈” 官员们的办公室，是处理公务、为民服务之用，本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配置。但尴尬的是，中央尽管三令五申严控地方建豪华楼馆场所，仍难以遏制官员办公室普遍超标的现实。 原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甚至称，中国公务员的人均办公面积目前是“世界第一”。为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将此尴尬归结为是“中国式奢侈”的表现。 近日，湖北十堰市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管委会被媒体调查发现人均办公面积高达453平方米，是国家标准的25倍。该省襄阳市下辖的县级市老河口市，其已规划拟建设的政务中心，设计的办公室标准为“正职72平方米左右，副职60平方米左右”。 根据《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县级正职办公室每人使用面积20平方米，县级副职每人办公室只能有12平方米。一名西部省份的县政府办主任亦称，在他这个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办公室面积都普遍超过了50平方米，而且这些办公室都基本是里外两间：外间是办公场所，大一点；里面的小间是休息室。 与大小相比，官员办公室的装修和设施更值得关注。今年2月17日，山西省吕梁市粮食局局长贺海昌被网友发帖举报，称其办公室面积超标，而且配有3万元的沙发和一张双人大床，洗手间还安装了高档坐便器，冬天能热水冲洗。 7月29日，山西应县教育局局长办公室亦被媒体披露面积约80平方米，室内摆设了两排皮质沙发，一个茶几，大班台办公桌、大班椅，一座高约一米的应县木塔模型陈设墙角，一尊一米高的关公像放在通往卧室的门口。独立的卧室约20平方米，并带有独立卫生间。 应县教育局是一个科级单位，根据原国家计委《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县级直属机关科级官员办公室每人使用面积9平方米。 据新华社公开报道，安徽北部一个小市，市委书记和市长每人6间办公室，室内设高级办公用品、卫生间、会见室，一应俱全，颇为“气派”。在办公室的一侧墙壁上，虚掩着一道暗门，里面是一间装修精致的卧室。 官员们的办公室除了面积大小、功能配置之外，还有更多的讲究。周游，重庆一位号称颇有名望的风水大师，是很多官员的座上宾。他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他接触到的官员，其办公室大都在50—100平米之间，装修大多数豪华有品位，“但这些官员更在意办公室的风水，在坐向和物件摆放布局等方面，对我都言听计从。” “现在不少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每换一次领导，就要更改一次办公室的布局。”周游称，许多官员在办公室布局上讲究“后面有玄武为靠山，前面有朱雀为明堂，左右两边有青龙白虎为护卫”，或者在一些固定的角落放置招福或者辟邪的物品。 在一些地方，官员还很看重办公室的座椅。前任坐过的椅子，现任领导一般不会再用，尤其是前任出事或离任得并不太光彩的时候。 而个别官员为防止被人打扰，还在办公室门口安装了新装备，比如摄像头。武汉某局领导办公室被媒体披露称，除外门外安摄像头，办公桌上则装有一个笔记本大小的显示屏。有人敲门时，官员从显示屏看清人后，方启动按钮打开门。“一来可防止自己被一些前来寻事儿的人围堵在办公室，二来也为避免送礼、行贿的人随意进入办公室。”这位官员说。 被虚置的“标准” 事实上，这次官员办公室的“瘦身”标准，早在1999年被原国家计委发布。《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至今已有整整14年，但一直以来，全国各地并未严格执行，该标准形同虚设。 2009年上半年，浙江省审计部门审计发现，一些县市办公用房配置超标严重，调查的10家省级单位有6家超标，其中配置最高的人均拥有办公用房面积为220.2平方米。 审计署2012年4月20日公布的一份2011年度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跟踪审计结果显示，四川绵阳三台县2011年新建政务大楼中，第七楼是拟供县人保局的办公楼层，带独立卫生间的办公室有10个，其中最大的一间单人办公室面积66平方米，超出县级直属机关科级干部使用面积9平方米标准6.3倍。 2008年，辽宁省曾出台《辽宁省省级党政机关资产配置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省级领导正职的办公室，每人使用面积70平方米，副职每人使用面积52平方米；省直机关的正厅（局）级领导每人使用面积30平方米，副厅（局）级每人使用面积22平方米；处级干部每人使用面积为15平方米，处级以下人员每人使用面积8平方米。但荒唐的是，这一省级标准显然大于“国标”。 对于官员办公室的装修标准，各地也规定不一。辽宁上述办法规定，办公室家具配置标准是，省级、厅（局）级、处级、处级以下分别不能超过2.3万元、1.4万元、7400元、3050元。2006年，南京市出台了《市级机关办公用房装修和办公设备配备标准（试行）》，规定市长办公室的家具不得超1.5万元。 但这些被媒体披露出来的官员办公室面积超标、豪华装修的案例中，几乎没有官员因此受到追责，大多以超标办公室另作他用而结束。 最大的问题在于，原国家计委发布《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时只给出“标准”，而对超标的政府机关和机关负责人，没有作出任何惩罚性细节规定。 “没有惩罚措施，缺乏监督、问责机制，违规者不需付出任何违规成本，那规定在地方就可操作性及约束力不足，多年来实际上已经沦为一纸空文。”众多评论者一致认为，这要求国家相关部门必须出台配套措施，比如，很多官员的办公室都超标，这些正在被使用的超标办公室如何处置？是腾出来空着还是继续使用？ 地方楼堂馆所建设的立项要通过当地发改委审批，立项得有可行性报告，最后还有竣工验收、后期评价等环节。许多评论者由此建议：只要把新标准落实到审批、验收、评价等每一个环节，就能有效地控制机关办公用房的使用面积。具体如何把新标准跟审批、验收、评价等环节相结合，这正是配套措施在制订时需充分发挥的空间所在。 “瘦身”只是第一步 1999年，国家发改委的前身—国家计委发布了《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10年后，国家发改委又公布了一个《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但前后两次公布的“标准”几乎完全一致。 此次“两办”《通知》，是第三次“老调重弹”该《标准》。据时代周报检索“两办”《通知》，其明确规定9月30日之前，各地区须向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上报办公用房腾退清理情况，仍然没有对官员办公室“超标”行为提出具体实施细则和处罚措施。因此，外界更多地倾向于认为这次清理行动“更像一次政策的翻版或重申”。 不重树政策的刚性，就会削弱政策的权威。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此次官员办公室“禁限令”发布，不但显得苍白无力，而且更像是一种政策示弱。 “它急需从高层带头做起，，并适度向社会公示透明，接受公众监督，还需要严格的纠错手段、惩罚措施，‘令出必行’才有希望。” 此外，汪玉凯还强调，执行标准后多余的办公面积怎么处理以防止闲置性浪费，必须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国有企业也宜参照执行”。 不过，对比之前的政府性楼堂馆所管控文件，此次中办、国办印发的《通知》，还是呈现了自己的亮点—它制定了两项新规：每年年底，各级党政机关须公示楼堂馆所建设和维修改造项目实施情况，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已经出租、出借的办公用房到期应予收回，租赁合同未到期的，租金收入严格按照收支两条线规定管理，到期后不得续租。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以上两项新规一方面加大了公众监督的力度，要求年终公示楼堂馆所“账单”；另一方面堵住了“财源”，不少单位建新楼后出租，从租金中牟取利益，“两项新规对于遏制超标豪华办公楼，会起到一定作用，但关键还是落实”。 事实上，2007年的一份限制和清查楼堂馆所建设的文件提出，“把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预算支出情况作为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竹立家说，最新《通知》要求公开的是楼堂馆所建设情况和维修改造情况，其公开的内容显然扩大了，同时明确要求在年终公开。 “加大公众监督无疑是遏制超标豪华办公场所最有效的办法之一。”竹立家表示，尽管六年来，党政机关逐步加大了“三公”公开力度，但鲜见楼堂馆所“账单”。这次如何避免有令不行，还需进一步明确公开的程序、该公开的未公开应受到何种处罚。 竹立家认为，遏制超标、豪华办公场所屡禁屡建，单靠纪律性与自觉性显然是不成的，相关的监督和问责机制必不可少。一是建立内外结合的监督机制，强化以公众的目光来关注和审视官员的办公室是否超标；二是要通过追究责任人，让官员承担丢官罢职的风险成本。 显然，限制官员办公室面积只是第一步，加强监管、完善机制才是治本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