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13年颁布的中行则例，规定中行的总裁、副总裁由政府简任，造成了该行主持人随着财政总长的更换而进退的局面。自从该行正式成立到1917年不到五年间，前后担任总裁、副总裁的共有十一人之多，中行就此成为财政部的外府，也是各派政客官僚争夺的对象。1917年10月梁启超任财政总长时，约请日本财政学家堀江归一博士到北京演讲货币银行问题，并就中行修改则例，恢复兑现等事，提供意见。 堀江认为“恢复兑现，非先停止增发钞票不可；欲停止增发，非停止垫款不可。然欲停止垫款，则不可不变更组织，使保持银行之独立，不随政治为转移”。因此他极力主张正、副总裁由政府在股东会所选举的董事中任命。第二年财政部重新修改的中行则例，就采用堀江的建议。则例明文规定总裁、副总裁由政府于董事中简任，而董事则由股东大会选举，任期四年。 我就是由中行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为董事，再由政府简任为总裁。后来财政总长虽然时有更换，中行正副总裁，按照则例规定，不再随之进退。这样，中行才脱离了北京政局更迭的影响，整个局面开始稳定下来。
孰知到了1919年安福系得势，又发生很大的风波。安福系政客想夺取中行的管理权，借口中行新则例只由冯国璋以代理大总统命令公布施行，当时国会解散，没有经过立法程序。该系议员乃在临时议会参众两院，提出修改中行则立的新议案，要把总裁、副总裁由董事产生等规定完全取消。但是各地中行商贾股东普遍反对，西南军政府和各地方商会等方面亦都通电指责。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和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看到情势不妙，也主张慎重，该案才以“付审查”为名搁置下来。 然而，安福系政客并不甘心，仍利用同年4月中行股东会在北京江西会馆开会的机会，进行捣乱，串通少数股东到会质问中行当局，企图恢复1913年旧则例，引起激烈的辩论。但因行方握有多数股权，终于否决了他们的提案。 这年冬天，该系议员王伊文等又在众议院，提出查办中行正副总裁案。在未提出之前，特托人向我示意，我一笑置之，并致书友人云：“我对于此案不特不为疏通，且盼其成立，依法行查，借明真相，未始非银行之福也。国家财政，久无办法，国家银行，又何能办，故久有求去之意，不过今日尚非其时尔。现在既有责难，只可镇静以待，若因此遽行求去，则我将何辞以自解。” 等到该案提出通过后，中行即沥陈经过，呈请财政部彻查。财政部派员形式上查了一通后咨复众议院，同时我们又从人事上对该系部分政客进行联络，轩然大波才平息下来。 此文为冯耿光“我在中国银行的一些回忆”中的一部分。民国时期，政权更迭动荡，各方利益团体围绕着中行的控制权展开一系列的明争暗斗，冯耿光是这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之一。 1913年4月，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3号（现50号）大清银行的旧址上成立。从成立伊始，中行被当权者所掌控，是当权者的财源所在，为当局政府垫付各种款项。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冯国璋出任代理大总统。1918年，北京政局又发生变化，8月，安福系操纵的新国会产生，史称安福国会。冯国璋在代理大总统期间，公布了中国银行新则例，其最重要的修改是，扩大商股职权，使决定总裁、副总裁的权力实际由政府转到了大股东手中。新则例生效后，1918年2月17日，中国银行召开首次股东大会，冯耿光当选为董事，从此与中国银行发生关系。1918年2月24日，大总统冯国璋发布任命令，任命冯耿光为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为副总裁。 冯耿光、张嘉璈还有中行前总裁，时任财政部长的王克敏，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即想把中行办好，必须维持它的相对独立性，尽量扩大商股权益，削弱官股力量，以免受到政局变动的影响。在他们的努力下，到北伐战争前夕，官股的数量已经很少了，只剩五万元，中行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 然而，安福系当权之后，为控制中行这个财源，想尽了办法。他们先是酝酿恢复旧则例，恢复政府对中国银行的控制，阴谋不成遂攻击中行总裁、副总裁“贪利、违法、渎职、殃民”，要求查办。当时的国会派人调查，没有找到证据，安福系得阴谋没有得逞。1920年4月，安福系又在股东大会上捣乱，不许股东投票，甚而殴打股东。他们还提出修改中行章程，安福系应在修改委员会中占多数，不许增加商股，但由于安福系在同年7月的直皖战争中失败，此事最后不了了之，新则例得以维持，夺取中行控制权的争斗才算告一段落。（此文为冯耿光口述，林汉甫记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