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64年8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三线建设问题时，毛主席提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搬到内地去。不仅工业交通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和设计院都要搬家。 在毛主席讲话精神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运动。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迁徙到崇山峻岭的最深处，在贫瘠、险要、艰苦的环境里建起了一处处“工业园”,位于皖南山区的上海小三线建设正是其中之一。从1965年选点筹建开始，到1988年调整结束，在前后历时25年中，上海小三线逐步发展成为全国各省市小三线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一个以军工生产为主的综合性的后方工业基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三线企业大规模搬迁之后，很多“工业园”陷于封闭和荒废之中，变成了“工业遗迹”，当年“好人好马好枪”奔赴上海小三线，二十年多后重返上海两鬓斑白。文革年代的“工业大迁徙”，成了特殊年代遗留下来的时代标本。 上海秘密的“飞地” 二十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在安徽皖南山区中有一批机密的军工企业，这就是上海小三线。从1965年开始，上海小三线在皖南选点建设，分布在安徽徽州、宣城和安庆地区以及浙江临安，一共13个县，除去54家工厂之外，还有配套的管理机构，诸如运输队、通讯站、变电所、物质供应站、防疫站、医院、各类学校、农场、干校和计量所等企事业单位27家。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极为重视三线建设，强调要投入“好人、好马、好刀枪”，特别强调人的政治条件，要根正苗红，视出身为首要，这是政治和路线问题。到小三线要通过政审，当时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及有“港、澳、台、海外社会关系”等九种人是不可以去的。小三线是正儿八经的军工厂，是绝对保密的，也是隐蔽的。工厂及通信的邮箱地址都用代号。 小三线的选址与设计要符合“靠山、隐蔽、分散”的战备要求。建厂选点的首要条件是靠山、近水、扎大营，要求建厂点远离县城50公里以上，而且要选高山，当时认为大山下面才能隐蔽。找到高山，先到山脚下，察看是否有水源，能否解决生活、生产用水，然后到周边观察地形看是否隐蔽。 从全国范围看，有些省的小三线是靠山、进山、进洞，把厂建在山洞里。例如，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白涛镇，代号为816工程的建峰化工总厂，当时三线工人硬生生在乌江边的尖子山上开凿了一个巨大的地下洞体，洞内建成大型洞18个，道路、导洞、支洞、隧道及竖井130多条，最大的一个放置核反应堆的洞跨度达31.2米，有十几层楼房高。当时考虑到在皖南的洞里生产是不行的，因为这里的山洞水分高，湿气严重，机器设备易生锈，所以上海小三线一般把工厂建在靠近洞的山沟里。 在“分散”的战备要求下，上海小三线企事业单位分布极其分散，整个小三线企事业单位东西相距263公里，南北相距135公里，相当于半个比利时的国土面积。从位于屯溪的局机关下去，到各单位全部兜一圈要两个星期左右。 确定建厂点后要开始建设，当时皖南山区基础设施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建设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平整山地，山谷中建厂房。那时，条件很差，没有机械类设备，都是靠人工炸药放炮炸山，然后耙出一条路，敲碎大石头，用小石头筑路，非常艰苦。很多时候，开山时就已经进场做施工准备了，为了抢时间抓施工建设，头顶上经常石头飞舞。在建设过程中，当地安徽民工干最苦最累的活，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的贡献精神是不能被忘记的。 出于备战需要，上海小三线对当地人是绝对保密的，建厂有军代表在旁边压阵。小三线即使对的上海职工也是保密的，生产任务具体指标职工并不知情，武器造好后由军队负责运出去。实际上，在皖南、浙西一带的小三线生产的是反坦克火箭筒、火箭弹。就当时来说，生产的武器是先进的。现在讲起来是不稀罕了，但那时是非常机密的。 从体制上来讲，小三线是上海的“飞地”。上海小三线与当地在体制上是分开的，建设、生产、生活、小社会相对独立。然而皖南当地也给了小三线很大支援，有了困难，当地很支持，没有这些支持，上海小三线是无法生存的。 山中峥嵘岁月 上海小三线职工的待遇基本上和上海保持一致，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乐意去小三线工作的。当时政府几乎什么都管，小三线用的东西大都是上海供应的，多少鱼、多少肉，每个月由上海供应。当地鲜带鱼之类的根本没有，都是从上海运送过去的。职工在当地买蔬菜，也有自己种的，整个小三线约有5000亩地，大部分是职工整理山地和山坡开发出来的。 小三线与地方的关系大致不错，这些上海人给当地农村带来了很多变化，变化体现在经济、物质文化上。皖南当地一些地方本来没有通水电，上海小三线建设把电线架起来，自来水也装起来。以前山沟沟里的农民是很闭塞的，小三线工厂在露天广场放电影，当地农民翻山越岭赶来看。为了降低成本，小三线的家属宿舍都未造卫生间，就在公共区域造几个公用厕所，农民也可以用。当地原来是没有厕所的，由此也改变了他们的卫生环境和卫生习惯。上海工人阶级认真、严谨、负责、守时、兢兢业业、务实的品格精神，对当地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当地人看来，上海人就是不一样。 小三线建设也带动了当地内需。山区闭塞，交通不便，农产品卖不出去。刚开始的时候，小三线职工给当地农民一点钱，农民会把鸡蛋等送给小三线的职工。后来，当地农民逐步做些小商小贩。再后来，农民就开始做生意了，开个小店，早上卖早饭。当地人的生活也就由此活络起来。 小三线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就业。当地农民来小三线厂做小工，他们的工作是挖沟和平山。他们的工资比当地的标准高一点，介于上海和地方之间的标准。本来他们是没工作的，有了工资他们很开心。 总体来说，上海小三线和当地的关系是不错的。每当小三线职工的生产生活遇到困难，当地就全力支持，修桥铺路、医疗卫生等均尽其力；当地人物资遇到短缺，小三线也会倾其所有，安徽急需的设备，小三线就尽力支援。1988年上海小三线撤退回上海时，安徽人对他们的评价非常高。 随着形势的发展，小三线的问题逐渐浮现。首先，稳定上海小三线七万多职工家属就是个重大问题。那时候去小三线的人都是选了又选，素质非常好的，所谓的“好人好马好刀枪”，青年人居多。他们都是准备毕生奉献小三线建设。但是到后来越来越难了，难在其父母在上海生病了，没人照料，在上海的子女出现各种各样的学习和生活问题，作为子女和父母在山沟沟里干着急，那个时代要调回来是不可能的。 婚姻问题也是个难题。当时分配过去的青年男女比例尤其是在一些重工业企业中极不平衡，女青年比男青年少34%，青年职工找不到爱人，几个小伙子追一个小姑娘是常见的事。有的青年在五一节开“追悼会”以示不满，他们一个月的工资，养不起爹娘找不着婆娘，悲观失望，孤苦伶仃。为此，上海小三线曾经组织上海各区的妇联和小三线的组织举行一些活动，但是效果有限。 在物资供应方面也有很多不合理的现象。例如，待遇问题，在上海16元补助，到了安徽就成了15元。布票补贴有3尺专用券，在小三线则没有。独生子女在上海补助5元，安徽补助6元，小三线则又按上海的低标准办。从1977年到1980年去小三线工作的大学生220人，1981年和1982年分配给小三线58名大学生，实际报到仅5名。此外，住房和孩子户口也是个大问题，家属去了一万多人，孩子回上海、上学都是问题。 到了小三线建设后期，经常有基层单位报告说，某厂某某人今天一早回上海。于是领导马上派人开车去追。有时员工车都已经开到浙江湖州了，追到了再请他回到安徽。这些职工不是不安心，只是因为家里确有困难。现在可以说这是人的权利，但是当时强调的更多的是牺牲小我为国家奉献。 面对各种困难，上海小三线的干部职工自力更生，解决了很多生产、生活上的难题。到后来，吃的、用的越来越有改善，不比上海差。职工的文化娱乐活动也日趋丰富，电影、电视和文艺演出也有了。但小三线看似稳定，实际问题很多。多年来领导过问少，无正式安慰鼓励，无人看望。整个小三线建设去了那么多人，建了那么多厂，就像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问题多、困难多，大家的情绪很不好。 相对于上面的问题，更难的是环境变化导致小三线企业经营出现了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军工产品很赚钱。上海小三线的军工产品质量好，服务好，销路好，总体上赚钱，日子过得下去。比如上海小三线生产的40火箭筒、火箭弹的产品质量很好，出口受欢迎。较之全国其他地方的小三线，上海小三线是全国经济效益佼佼者之一。但随着形势的发展，邓小平同志讲，二十年不会打仗，国防工业大部分力量转为民品。军工任务日趋减少，任务不足，全国的三线企业普遍开始出现亏损。
不少地方的小三线尝试军转民品生产，但是上海小三线的情况比较特殊，在山沟里怎么搞民品呢？这里的生产成本太高，信息闭塞，渠道不通畅，有的配件、组件都是从上海运到小三线，在这里只是精加工，加工后又要运出来，这样肯定亏本是做不下去的。且长期待在山里，人心相当不稳。当时获悉广东的小三线先调整撤退了，从山沟里搬了出去，上海小三线职工情绪开始波动了。 1978年到1988年这十年中，上海小三线很痛苦，上海在皖南小三线的12个军工厂全部转产民品。军转民初期特别困难，如八五钢厂到1981年才盈利；后方轻工公司，军转民之前做炮弹，炮弹的外壳是用冲床冲轧的，炮弹用的冲床很大，后来转产上海牌手表的表壳，用冲轧炮弹的冲床来冲轧手表的表壳。炮弹多大啊，一个表壳这么小的东西，怎么算都是划不来的。但是当时别无选择，这是调整初期的办法，没办法的办法。 重返上海 小三线是宝贝，还是包袱，争论不一。1984年3月，国务院审时度势，提出三线工厂可以从山沟里搬出来，改为民用经济，以降低成本，增强适应市场的能力。 据时任上海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原主任任李晓航回忆说，他看到这个讲话后，受到很大的启发，因为他多次去过上海皖南小三线，对那里的现状深有感受。小三线的很多厂长对他说：“这个地方离上海太远，可是我们的市场在上海。我们再不调整，越投入越亏损，现在厂房还算比较新的，也不用维修，今后时间一长，厂房破旧就要维修，再加上亏损，麻烦就大了。”由此，李晓航向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报告说：“咱们小三线面临困难太多了，和湖南小三线差不多。”汪道涵对李晓航说：“你就写个建议，然后讨论决定我们怎么办吧。” 李晓航到皖南小三线调研了将近一个月，了解到小三线企业之间距离很远，一个单位到另外一个单位，开车没半天到不了。厂与厂之间距离远，运输生产效率低，加上干部职工家属将近八万人，简直是个无底洞。李晓航和小三线干部职工谈话，了解基层情况。他调研回来后就此给汪道涵写了报告。 汪道涵看了后说：“咱们调整吧。”李晓航说：“建设上海小三线的时候投资将近八个亿，咱们要是撤回来啊，八个亿就打水漂了。”汪道涵说：“晓航同志，打水漂就打了，再过十年我们就赚回来了，我们得看得远点。”汪道涵让李晓航准备一个调整方案，并写报告给市委。这个报告写了将近一个月，因为要把整个情况，包括历史情况、现实情况、回来后的打算、各方面的投资和损失一一表述。 在小三线调整过程中，上海市政府出面与安徽省谈判，汪道涵亲自参加。国务院1985年4月17日批准上海在皖南小三线的81家企事业单位移交给安徽。安徽省政府和上海市政府签订《关于上海在皖南“小三线” 调整和交接的协议》（简称 《协议》）并上报国务院。《协议》确定上海将皖南小三线的81家企事业单位的资产无偿移交给安徽。安徽接受固定资产净值5.6亿元，流动资金0.79亿元。职工愿意回上海的可以回上海，不愿回上海的可以留下，按政策留在安徽的有1568人。按照安徽省政府就地改造利用的原则，上海皖南小三线各厂，均由军工企业就地改制为民用企业。 小三线企业搬回上海首先要解决职工的安置、工资问题，而当时企业的设备都留给了安徽当地。为解决回上海的资金问题，当时上海市定了一条规矩：企业自己筹钱，组织利用现在的设备搞好生产，谁筹钱筹得多，谁就早回上海。后来群众为了自己的企业能早回上海，热情高涨，没有白天黑夜地加班。 当然，在调整过程中，上海的有些老同志有不同看法：小三线现在稀里糊涂回来了，将来再打仗怎么办? 李晓航耐心解释说：“小平同志讲了，二十年内不打仗，我说等二十年啊，咱们职工也老了，设备也陈旧了，都没用了，咱们空等二十年干啥？而且真要打仗的话，小三线企业也不行，真要打仗了，全市的工业企业都要动员起来，生产武器，小三线那么几个企业怎么承担得了？第一设备陈旧了，第二力量很小，承受不了将来的战争。” 1984年8月到1988年，是上海小三线调整交接时期，也是上海小三线的最后一个时期。七万多名职工和家属，经过四百多公里的路途重回上海。重返故土，惊喜之余，上海小三线这些老上海不得不重新开始适应上海的新生活。 追忆好年华 据载上海小三线投资的全部投资7.52亿元，但后方基地管理局交给国家的税利远超过这个数目。全国各省都有自己的小三线，上海的小三线则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贡献最大的。上海小三线上缴国家税利9.36亿，回收124.5%。上海小三线还是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特别是40火箭弹和手榴弹，40火箭弹用于反坦克，在珍宝岛事件和越南的“援越抗美”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上海小三线建设，对于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第一，在皖南和浙西初步建成战略一个后方国防工业生产和科研基地。第二，局部范围内调整了历史遗留的不合理的中国工业布局。第三，推动了沿海和内地经济文化发展交流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但在建设和发展期间，上海小三线建设受到当年“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加之受到林彪集团的干扰，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许多不易解决或无法弥补的缺憾。一是急促上马，缺乏科学性。有些项目是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建成投产时因布局不合理不得不进行改建或扩建，造成浪费；有些项目为了追求速度，忽视工程质量，致使成为“豆腐渣”工程。二是顾此失彼，投资比例不协调。沿海老工业基地得不到更新改造投资，影响了其发挥带动、辐射作用。三是远离城镇，依托山区，生产和生活设施不配套。小三线企业为了独立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追求自成体系，拨出资金建设商店、学校、医院等；同时，加之条件艰苦，管理不善，职工生活中出现的矛盾和困难越积越多，职工难以安居乐业。 是非功过且留给后人评论。李晓航说，自己很想回去看看，但是一直未能成行。有些人回去过，跟他讲，现在那里的厂房包括职工住宅全都废了，有的成了养猪的猪圈，放羊的羊圈，不少职工住宅也坏了没有人修。对曾经献身于三线事业的上海人来讲，追忆往事如今仍无限唏嘘，一代人的青春与热血，永远留在了皖南山区的“工业遗迹”中。 （本文内容摘编自《口述上海 小三线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