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我不赞成把城市居民住房完全看成是一个市场品。目前的投资性购房、大量存在的投机、恶意炒房的现象，加上我国目前居民收入差距很大，有钱的人买了几套房产，没钱的人以几辈子的收入也买不起住房，这就导致了市场失灵，使得低收入者、城市普通居民的住房困难成为一个大问题。房价与收入之比，发达国家都是三比一、四比一左右，联合国的标准是三比一，世界银行的标准是五比一，中国是十五比一。有钱人炒房，地产商炒楼、炒地皮，所以，房价泡沫越来越大，老百姓望楼兴叹。
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城市居民住房完全看成是公共品而由政府一手包揽，因为政府作为公共财产的管理者，也可能出现问题，比如说政府官员可能利用公房资源进行寻租，以及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并不知道谁真正需要住房，等等。所以，住房最好被看作市场品加公共品。普通的房产应当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加上政府的宏观调控；解决穷人的住房则应当以政府的“良政”、“善治”的治理来建造、分配和调节。
我们要妥善地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还需要综合治理。首先城市居民应当享有自己生存必需的基本房屋土地的免费使用权，这个我是基本认同的，但要强调的是，一是生存所需房屋土地的底线，二是免费使用权。政府应当免去城市居民生存用地底线以下部分的土地出让金，超过的部分则按照市场价交土地出让金。当然，免费的生存性住房土地的使用权的确定，并不等于说每一个城市人都可以随便的申请住房用地，随便建别墅、房子，应当是国家从开发商那里整体免掉生存性土地使用权部分的出让金。另外，有人讲如果免掉了土地出让金，那么不同地段的房价就难有区别了，这个我认为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不同地段的房价可以通过交不同的税费来区分。
综合治理的另一个方面，我想主要就是要改变住房过度产业化的状况。我们现在教育、医疗卫生都产业化了，但实际上都过度了，老百姓负担不起。刚才大家在讨论是不是应该居者有其屋，这个应该是肯定的。但是什么是居者有其屋？居者有其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拥有房屋产权，其实，只要拥有房屋的使用权也叫做居者有其屋。中国目前的自有房产率太高了，在世界上也是属于最高的。我们现在城市居民自有住房率是80％多，而美国只有60％多，英国也是60％，法国是50％多，德国40%，香港只有20％多。而中国的城市现在已经是80％多了。刚才杨教授说的非常对，我们国家目前处在一个经济社会不发达的阶段，不是说保证居民有房子可住就意味着必须让他能购买房子，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只要他能拥有使用权就行了，拥有使用权就用不着大量地建经济适用房，应当多建造廉租屋来出租给买不起房子的居民。经济适用房的弊端太多了，许多有钱人买到了经济适用房，开宝马车去住，还有许多经济适用房成为豪宅、没有人居住的“鬼屋”。官商勾结，暗箱操作，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商最容易暴富，国家减免的税费大部分流入了官员和开发商的口袋。现在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也越来越高，户型也越建越大，普通老百姓仍然买不起，也不适合普通老百姓购买居住。而廉租房是可以退出的，你收入提高了之后就应当退出。
在商品房方面，政府还要加强监管，让老百姓买得起房，改变房价飙升、房地产商暴利的局面。一个方面如茅于轼老师所说，要给富裕起来了的居民的资金提供出路，据报道，中国8%的人拥有了80%的存款，所以，要改善股市，提高金融效率，开辟居民多元化投资的渠道，这样就不会出现严重的房地产投资和投机的状况。另一个方面要改变过度产业化的状况，加强对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的监管，对个人购买多套住房要征收财产税。还应对房地产商的暴利进行限制。现在，房地产商表面上只有20%左右的利润率，但实际上，由于开发的资金大部分都是以土地抵押贷款而来，金融风险由国家背着，开发商在没有什么风险的情况下使用了极高的财务杠杆，所以，其实际的利润率在百分之一二百，甚至百分之五百。而且因为官商勾结，这种情况没人监管，开发商可以囤积居奇，搞假按揭，进行骗贷，他们还经常违章开发、违章销售，开发商的规划可以变了又变，价格可以涨了又涨。一些政府部门对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腐败加大了住房的建设成本。
加强政府的监管关键是要建立责任政府、透明政府。要实行官员责任的追究制度、问责制度，加大对违规企业、腐败官员的惩处力度。对土地出让金、建设成本、税费、购房者的资料、开发商的资料、政府政策文件、官员的责任等在网上公示，依靠社会舆论进行监督，打造阳光下的政府。
另外，我认为概念上不要讲“城市居民的宅基地权”比较好，以免引起混乱，应当讲“生存性的房屋土地免费使用权”比较合适。另外，对于生存性的住房这一块，政府还应当设法减免其它费用，实际上，房价中还包含了大量的土地出让金之外的政府收费，也就是占房价30％到35％的各种税费，这部分费用减免了，房价自然就会有所下降。
还有，《物权法》是财产基本法，应当明确人们的基本财产权利，土地居住使用权是人们非常基本的权力，《物权法》不加以明确的规定是说不过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