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控访谈 意识匮乏何谈内控



     有关部门2012年4月对境内外同时上市的67家公司做了一份内控调查,报告显示,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有49家,占比高达73.1%。

  像导入其他的管控工具一样,内控的导入也需要引进专业的人才和投入必要的成本。一项政策能否真正落实到位,关键是看其背后的利益驱动机制设置。但在很多上市公司看来,编制内控报告仅仅是一项应尽的义务。某上市公司老总直言,“内控规范对公司来说无非是根据上市要求,写写内控规范手册而已。不知道公司做这样的内控建设到底价值何在?”

  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内控报告应该服务于不参与经营的外部投资者,为其提供甄选投资机会的依据,但上市公司的信息发布似乎并没有坚持这样的立场,而是精心钻研“消息市”的运作机制。2011年,凯迪电力董事长陈义龙喊出了“1万亿”的响亮口号,将凯迪电力的股价拉升至25.25元。遗憾的是,紧接着这则消息的不是高瞻远瞩的市场布局,而是凯迪控股“6个月内不低于5%”的大幅减持公告。

 内控访谈 意识匮乏何谈内控
  若严格按照财政部、证监会等五部委下发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上市公司要建立起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五环相扣的内控体系的确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但从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公司本质来看,上市公司缺乏尽心进行内控的源动力。试想一下,上市公司是内控报告的编制主体,但内控报告的受益主体却是外部投资者,上市公司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花钱向“外人”揭露自己的短处?

  从科学管理的角度来讲,管理模式必须适用于企业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对比西方400年的企业史,除了举全国之力构建起的央企巨头,中国的大部分企业都尚处在成长期,其管理主题表现为“成长、发展”,而非“统一、管控”。所以,内控缺失恰恰是中国企业特定发展阶段的真实写照。

  很多人认为,在审核制的背景下,过了IPO这道门,昔日的“游击队”就脱胎换骨般地加入了“正规公司”的行列。从书面制度建设来看,在中介机构的协助下,这种蜕变完全可以速成,但企业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从成长期跨入成熟期。当然,追逐私利的小老板也不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拯救股民的救世主。

  真正提升上市公司的内控质量,强制执行监管部门下发的某项规定显示不是标本兼治之策。从本源来看,必须使内控主体与内控受益群体的利益保持高度一致。有关调查显示,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内控水平明显高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在众多直接参与经营管理的激励对象监督下,内控主体与内控受益群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大大降低,这纵然不能改进内控的系统性,但却可能提升内控信息的真实性。

  站在上市公司掌门人的立场上,是否推进内控,关键取决于内控能否给上市公司带来价值。这就需要回答一个本源的问题——内控的本质是什么?内控不是简单地照章披露信息或者避免造假,而是推动企业高管层从注重业务管理向强化公司治理的思维跨越,注重塑造长期企业价值,而非仅仅关注短期业务利润。

  上市公司区别于非上市公司,关键在于企业价值的体现方式不同,前者靠可预期的盈利能力,后者靠已累积的财务利润。如果我们要坚持IPO的审核制,那么作为管理当局,不能仅仅审核拟上市公司过去的业务,更应该审核拟上市企业老板的价值取向。

  不要怀疑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只要意识转变、激励到位,任何难题都可攻破。内控,真正缺的不是人才和标准,而是提升企业长期价值的内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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