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综观当今世界，公司的发展程度与国家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越是发达的国家，公司规模越大、数量越多。一国人均收入水平，与其总体经济规模一样，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公司发展程度和其公司进入世界500强公司个数的因素。 与经济发达、公司发达同时相伴的是法治发达，凡是法治发达的国家，公司发达、经济发达。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发达的逻辑：良好法治促进公司发展，公司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和国家发达。法治发达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公司独立，公司为股东利益而存在，但由董事会主导，只是程度略有差异而已。 主要发达国家的现实：差异化表象背后的一致 英美国家公司经历过经理人主导的所谓管理主义时代，对此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从大亨到市场：谁在管理现代公司）中已经有所讨论。现在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在近二十多年的公司治理改革进程中，已经再度加强了董事会主导公司的力度。换句话说，英美国家的公司治理逻辑又回到了它的法律和历史起点：公司事务由董事管理。 德国在公司组织架构形式上与英美国家有所差异，二者之间有纵向双层董事会和单层董事会之分，但是在董事会管理公司这一基础规则上没有差异。日本的委员会型公司与英美现代公司一样，平行双会制的监事会型公司则是英美前现代公司时代“股东直接选任董事管理公司，同时选任监事监督董事和公司事务”这一做法的现代翻版。 与其说，德国和日本是与英美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不如说是公司制度发展阶段差异。作为现代公司缔造者的英国，在公司制度发展上也落后于美国了。与美国公司很早很快就从大股东和家族控制走上了职业经理人管理和市场控制不同，相比美国，英国至今仍然有较强的家族控制特色，也较少大型公众公司。 美国能够终结现代公司的大股东控制和家族控制，在职业经理人管理和市场控制上遥遥领先，有其具体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原因，以至美国学者罗伊坚持认为“美国是特例”。在1994年出版的《强管理者，弱所有者——美国公司财务的政治根源》一书中，罗伊提出是美国式民主和分散化的政治结构，拆散了大型金融中介机构（银行），使广泛分布的股东而不是银行在二十世纪初成为美国公司资本的主要来源。 在2003年出版的《公司治理的政治维度——政治环境与公司影响》一书中，罗伊进一步论证，“政治环境决定了大型公众公司能否诞生并逐步壮大，它还决定着公司能否轻松地实现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公司治理的政治维度》第291页）。”在美国、英国、瑞典、日本、意大利、德国和法国这七个富裕的民主和法治国家中，具体政治环境上的差异也导致了他们公司治理模式上的差异。一直没有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美国政治环境，十分适宜现代公众公司的成长，而欧洲大陆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一直与美国式的公众公司难以融合。 美国的大股东和银行退出公司，使公司的实际管理权威向董事会集中，进而发展出了现代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和市场控制体系——发达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和证券市场。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瑞典等，在股权分散、职业经理人管理和市场控制（证券市场）发展上，不仅落后于美国，也落后于英国。这些国家的公司，保持着较高的股权集中度，更多地是大股东和银行通过董事会而控制着公司。 以美国的标准来评判，德日法意等这些国家董事会的独立性远远不够，但是其董事会制度也是比较完善的，董事会的权威和管理权利也是得到充分尊重并落到了实处的。尽管我们很少看到这些国家也有美国公司那样，董事会把大股东和公司创始人赶走的案例，但也没有像目前中国时常发生的这种双董事会或者创始人——经理人不服从董事会、不承认董事会权威的乱象。 中国的现实：董事会虚设，公司控制权在政府、大股东和经理人之间摇摆 在主要发达国家之外，数量庞大的其他国家，其法治基础和经济规模均还不足以发展出大型公司。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出现了一批政府主导的大型公司和少数几家民营的大型公司。 从1910年和1920年的杜兰特从其所创建的通用汽车公司两度出局，到1985年身为大股东和董事长的乔布斯从苹果公司的出局，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基本规则：不管你是谁，创始人、大股东或董事长兼CEO，公司内部领导权配置的最高决定者都是多数派董事（参见《公司的骨骼》）。中国的情况则是，从2001年新浪公司董事会解聘其创始人王志东CEO职务，到2012年的雷士照明公司董事会解聘其创始人吴长江，和2013年的无锡尚德公司董事会解聘其创始人施正荣董事长职务，创始人“不服从董事会决议、不承认董事会权威”历史闹剧不断重演。 在新浪这样的民营公司里，闹剧之后，董事会的意志最终还是能够得到贯彻，公司治理的基础规则还是能够发挥作用。如果说民营公司里董事会往往成为大股东操控下的傀儡，国有公司里董事会则往往直接就是国有大股东——政府有关部门意志的橡皮图章，有时甚至得不到形式上的尊重。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可以高高在上地以文件和指令等方式越俎代庖，行使本该由董事会行使的权力。一些重要行业或者仅引其规模已经很大的民营公司，往往要得到政府的“格外关照”，这种关照的背后，则是政府权力的介入。法治的不足，包括对董事会权力规定的不足和对股东权利保护的不足，导致中国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无论国有还是民营，都处在从政府和大股东到经理人之间的一种不确定状态。 中国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制度设计上，董事会权力本身没有得到充分的确认和法律保护。在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权限划分上，现代公司法的基本原则是董事会中心主义——股东保留的公司管理权力需要事先和明确列举（通过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等），此外的全部公司管理权力默认配置给董事会行使（并由董事承担相应责任），经理层的公司管理权力则是完全来自董事会的授予。可是，中国现行公司法对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的权力分别进行了诸条列举性的规定，这看似清晰，实则混乱。基本机制设计上的制度性缺陷，导致中国公司整体上的董事会难以真正到位，难以摆脱走过场和橡皮图章角色。 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过度介入，甚至政府就是中国经济活动的超级主体，政府可以超越法律，可以随意干预市场行为和公司自治空间，导致中国公司在缺乏有效的董事会这一稳定控制结构的同时，大股东或者经理人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所建立起来的公司控制结构也是高度不稳定的。公司其实也如同一个国家，缺乏一个稳定的控制结构，要比拥有任何一种稳定的控制结构都更坏。 公司为股东而在、由董事主导的理论逻辑 公司为股东价值还是为利益相关者而存在，争议相对不大，并且这种争议对实际公司治理改进的影响也不大。学术上存在着公司社会责任论和利益相关者论等等，但在实践上，特别是公司法基础上，世界主要国家并没有从公司制度的根基上否认股东价值。把公司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者利益纳入公司决策者的视野，特别是将其作为一种公司战略管理和保持可持续竞争力的一种工具，对于改进公司治理、创造长期股东价值也是有益处的。 公司应该由股东、经理人还是董事主导，也就是公司控制权的最佳配置问题，不仅存在着激烈的争议，这种争议对实际公司治理的改进也有着重大影响。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公司制度是舶来品的国家里，对于公司应该由谁来主导这一问题的认识，直接决定了公司治理机制设计的出发点和公司治理改进的目标选择。 英美国家公司制度，有其自然演化的历史。现代公司法人虽然是经过激烈政治争议之后诞生的一种法律创造，但有其现实经济活动中工业从业者们的商业组织形式创造为基础。无论特许公司时代，还是现代公司时代，公司发起者们追逐利润的动机都是十分鲜明的。福特汽车公司股东对股东价值的追求和审理道奇诉福特案的密歇根州法院法官对公司的股东价值创造宗旨的理解，远早于现代股东价值理论的提出。董事管理公司，更是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皇家特许状中就确立了的“公司”的本质属性。1844年的英国公司法案，不过是将这一特性直接附加在了民间自由组建和自治性的现代公司身上。从早期的特许公司时代开始，董事制度和公司融资权利就是一对孪生兄弟。相比之下，现代类型的股东权利和股东大会制度倒是后来才逐步发展出来的。
明明是要以创造股东价值为目标的公司，却为什么要由董事主导，而不能是股东主导或经理人主导？这里的关键在于公司融资制度。现代公司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壮大，关键在于其可以从广泛的股东手中进行直接融资。公司要从广泛的股东手中融资，就要对广泛的股东群体负责，就要有具体的人按照对广泛的股东群体负责这一目标来管理公司，这些人就是公司法理定义上的董事。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大股东是否是公司董事的最佳和合理人选呢？经理人是否是公司董事的最佳和合理人选呢？因为利益冲突的存在，大股东和经理人都不是公司董事——全体股东利益看护人的最佳和合理人选。大股东和经理人都有强烈的通过制造虚假信息而牟利的动机（前者是股份高位套现，后者是奖金和股票期权兑现），这种可以利用公司控制权获取巨额私人收益的诱惑，将使他们很难保持对全体股东利益的忠心。 作为公司制度发展的后来者，中国需要好的理论来指导公司发展。在公司制度发源地和作为公司制度发展领先者的英美国家，实践领先于理论，实践检验出来的和竞争中胜出的做法，有其背后的逻辑，就是最好的理论。更多独立人士出任公司董事的现代做法，是从早期以大股东和经理人为主导的董事会实践中逐渐发展出来的。换句话说，独立董事会是在与大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董事会的竞争中胜出的现代最佳实践。导致独立董事会胜出的逻辑，和投资者主导型公司在与消费者主导型（消费者合作社）、员工主导型（员工合作社）及政府主导型（国有企业）的竞争中胜出的逻辑一样，都是因为具有与公司发展前景高度一致的更为纯粹的利益，都是相对更少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