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继《萤火虫之墓》后，日本导演日向寺太郎这一次交出的“反战”主题电影名为《长崎的天空下》。这部以“原子弹爆炸幸存者”为叙述背景的电影，不久前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竞赛单元，但最终空手而归。
二战中的日本既是施害者，又是受害者。“遭受核武器的攻击”让日本人长期生活在创伤之中，并成为一种国民性创伤体验。日本也由此诞生了相当数量的展示、反思核弹攻击的作品，《长崎的天空下》无疑是其中的一部，但其呈现出的效果堪称牵强附会。导演日向寺太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所透露出的“对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了解也非常有限。 情感表达牵强附会 《长崎的天空下》并没有直白展示遭受核武器袭击后的惨景奇观，而是试图通过当代人的生活呈现核袭击造成的延续不断、难以忘却的影响，希望通过展现日本人对原子弹爆炸的记忆，将平凡人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和大历史焊接在一起。 故事讲述：纱织之女死于肺炎，纱织父母则皆是长岛核爆的幸存者。纱织的丈夫在电影一开始便想要采访岳父母，但被生硬地拒绝了。纱织的生活一直不太正常，即便再次怀孕这一代表新生的事情，也无法给她以救赎。她不断纠结在女儿的死亡和核爆的阴影之下，相反，她的父母乐观、积极。父母最终将自己的秘密都告诉了纱织，她也借此获得了新生，终于决定生下这个孩子，好好生活。一家人借助交流创伤，最终达成和解。 “每个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日向寺太郎在向时代周报记者阐述电影理念时，概括得简洁明了，但这一概括却无法解释片中“不知所云”的逻辑—影片站在一个纯粹受害者的角度，借助普通人溃败的生活，却力图呈现反思和批判，而片中每个人的痛苦，更多倾向于个人臆想，而非真正的战争后遗症。 日本对战后电影和文学的关注度向来颇高。曾任侵华日军基层军官的小津安二郎有其淡然隽永的表现方式，黑泽明则习惯以莎士比亚史诗般的悲剧诠释，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站在了暧昧和刚烈两个极端，而大江健三郎的反思则体现出深切的关怀。与此相比，《长崎的天空下》无疑是其中较为失败的一部。 细节彻底缺席 虽然是以“原子弹爆炸”为背景而创作的《长崎的天空下》，但导演日向寺太郎在回答时代周报记者有关“对原爆幸存者的了解程度”这一问题时，仅仅到“曾经面对面接触过一位受害者，并阅读过相关的书籍”便戛然而止。 这种戛然而止，与其电影中对“原爆幸存者”纱织父母的描绘仅仅局限在“一道刺眼的白光后，街上火光冲天，四处是横陈的尸体、燃烧着的房屋和烧焦的树木，地面也被灼烧得一片漆黑”如出一辙。 不少作家都曾采访过“原爆幸存者”，体现出极为细节化的一面。“一个人对于小东西记得很清楚”，在美国作者基斯·惠勒所著《日本的崩溃》一书中，“原爆幸存者”丰谷医生在他的日记里曾这样写，“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花园里的石头灯被点燃了，光彩夺目，花园的影子不见了。光彩夺目的景象没多久，一会儿就变得阴暗模糊。透过旋转的灰尘，很难辨认出支撑我屋子一角的木头柱子。屋子发疯似的倾斜了，屋顶半塌了。就在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变成一丝不挂，真是奇怪。”而爆炸冲击导致的奇怪后果是，“水泥建筑的第一层坍塌以后，第二层和钟塔依然屹立着”。 这种对细节的描绘，在《长崎的天空下》彻底缺席。日向寺太郎将更多的精力转向了情感营造。他一再强调，故事中，许多当代“长崎人”、“原爆幸存者”与苦难的联系仅限于“为什么当年死的不是我”、“假如原子弹投在我的家乡”等，而对于长崎与广岛之所以被选择作为原弹投放地—长崎造船业发达，广岛是陆军之城，其他备选城市也与军工、军事有重要关系这一点—并未作进一步思考。尽管秉持“以日常化、克制的表达去展示战争的创伤”的出发点，但在叙事和故事的表达之上，该片缺乏一种最基本的真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