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香港书展年度作家陈冠中:用小说写世纪的大戏

 2013年香港书展年度作家陈冠中:用小说写世纪的大戏


     2013年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是陈冠中。他是一个多元文化人,办杂志,拍电影,写散文、小说。从2000年起在北京生活,近年写了两部畅销小说都在香港出版,散文集《我这一代香港人》在华文世界颇具影响。

  陈冠中1952年生于上海,1956年到香港。他最早的记忆是在广州火车站一张露天的长椅上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坐车赴港。他的青少年在香港度过,中学时期追读《中国学生周报》和《明报月刊》,常在租赁店租武侠小说。1971年进入香港大学,他根据从《明报月刊》上看到的名字,包括殷海光、柏杨、余光中、白先勇、张爱玲、梁实秋、林语堂等,一一寻找他们的书来读,自认是关键的人生转折阶段。

  在香港大学,陈冠中读三年制的社会学与政治学,接触了不少专业知识,开始投稿给学生报纸,写过影评,还发表过短篇小说。他也参加一些比较政治化的同学活动,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潮流把我吸过去了,因为其中有很多的文论。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洋气的潮流,英美嬉皮运动到后面是一种反文化运动,是当时所谓英美的‘新左派’。”

  1974年,陈冠中到波士顿大学留学,念了15个月的新闻学。他回忆:“那15个月读的书超过我在香港大学三年读的书。本来是有点肤浅的,但去了那边真的变得好好念书了。波士顿大学是东海岸最激进的大学之一,很多被哈佛、麻省理工赶出来的教授都到了那边,我都上过他们的课。麦金泰尔第一课就让我们回去看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从来都没有看过让我这么痛苦的书,每一个字都懂,但好像每一句都看不懂。麦金泰尔很厉害,他当年教的课程叫做《现代性的崛起》,已经开始谈现代性。”

  1975年,陈冠中回到香港,在英文小报《星报》当记者。1976年创办《号外》,最初的《号外》是报纸形式,后来因为报亭不要,只能改成双周刊,再改成月刊,最后变成杂志。他说:“我1974年在美国的时候,有很多地下报纸在出版,这种报纸的特性就是以同代人的趣味来定位,不是说娱乐报、知识分子报,是什么都有的,包括同代人喜欢的音乐、食物、时装、政治。”《号外》起初的五六年都亏本,奇怪的是,每次都有人拿钱进去。“在香港某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吸引了很多同道的人,当时是很另类的东西,但是这种另类并不是永远的另类,正在慢慢变成主流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是奇迹,不应该活得下去的,都是每次有人救我们才活下去。”

  1981年,陈冠中转行当编剧,《号外》则请了一些更年轻的人做编辑工作。从1981年到1983年,陈冠中写了很多剧本,但不算成功。导演谭家明拍《烈火青春》,想拍尼采的游牧思想。因为陈冠中1981年自费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谭家明读后以为陈冠中懂尼采的游牧思想,就让他来写剧本。《烈火青春》拍到预算用完了还没有拍完,就找了很多高手来编结局,最后这部电影有六个编剧的名字,陈冠中只是其中之一。1984年,陈冠中写了剧本《等待黎明》,制作方从英国找了华裔导演梁普智来拍,梁不会看中文,陈冠中就跟老板洪金宝说:我来帮他做策划好不好,不然要请个人替他翻译,我是编剧,跟在他旁边不是很好吗?洪金宝当时忙死了,就让陈冠中当了制作人。陈冠中从此才算正式进入电影行业。那一年,陈冠中以制作人身份推出了两部电影,分别是《等待黎明》和《花街时代》。

  1994年,陈冠中到了台北,发现电视业大有可为,就回香港集了点钱,和朋友在台北办了超级电视台。他回忆:“1994年成为台湾有线电视的元年。当时台湾的三个无线台都有硬伤,比如他们的新闻都是在说‘总统’接见外宾,有点像《新闻联播》。他们都跟官方、军方、省政府、党之类有关系。我们是民间的台,就不用管那么多,所以我们从他们手中抢了不少收视率。超级电视台当年有个很凶的口号叫‘一台抵三台’,是岑建勋想出来的。”陈冠中在台北住得太舒服,本来住四年事情就做完了,但他住了六年,一直到2000年才离开台湾。

  2000年,陈冠中到了北京,2003年买了房子。他说:“我到北京的时候已近50岁了,我也在海外做了一些事情。我想看中国这个戏怎么演。我觉得应该写点中国的东西。我关心中国那么多年,上世纪70年代做左翼学生,整天以为自己在关注中国。到北京才知道自己完全是纸上谈兵,根本说不到重点,进去住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一直都想好好写中国,但我以前没有写过,不够懂,只是在书本、文章上看到中国。所以,我觉得要进去写点关于中国的东西。我觉得这可以说是世纪的大戏,说不定是两个世纪的大变局。”

  香港写作冷,台湾温馨,大陆情感丰富

  南来文人与本土文人并存的文化

  时代周报:我们现在回顾香港的文化,1949年后南来文人的影响到底该怎么评价?

  陈冠中:1949年后南来文人的水平是很高的。香港本土也有自己的文人,两边同时存在,往往也不太有交集。本土文人比如说三苏,他写的东西跟南来文人写的东西不一样,这个光谱是很宽的。

  南来文人本身就很复杂,在我成长的父母辈的圈子里,有时候会碰到他们。我有个阿姨,她最后的一个小房间租给了一个上海非常有名的导演,叫卜万苍。他竟然住在这样一个小房间里。他在香港也做导演,但早就没有当年的风光了,晚年还住在这个地方。演员白光住在我家对面,很多时候我都看着她没有化妆走出来,知道原来她是明星,也觉得不怎么样。后来才知道她的历史。

  我自己的根并不是从南来文人那里来的,是从《中国学生周报》里来的。《中国学生周报》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他们介绍欧洲为主的另类电影,法国电影、瑞典电影、意大利的写实主义电影,打开了我们品位的整个取向。我们以前在香港喜欢看好莱坞跟香港的电影,香港有国语片、粤语片。因为家里是上海人,所以我会去看国语片,虽然我们不说国语。也去看粤语片,因为我的佣人是广东番禺人,她喜欢看粤语片。所以几种东西都存在,我们成长的欲望冲动就发生在看欧洲电影上,虽然大部分都看不懂,到了现在可能都看不懂,不要说当时了。但是我们一部一部地看,文青就会做这种事,看的时候都很受苦,不会特别爽。

  我的启蒙是西洋的东西。《中国学生周报》也介绍美国的小说、美国的嬉皮运动、美国的所谓反文化运动,比如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或存在主义的东西。都是很遥远的,但是把我们的想象力带出来了。当时香港有电影会,有法国文化协会,都是很重要的,我们会去那里看电影,这是年轻人觉得最洋气的时候,自己作为文青,觉得很了不起。同时《明报月刊》介绍台湾,比如雷震、殷海光,还有一些中国内地的东西。

  时代周报:香港有没有人专门研究过《明报月刊》?

  陈冠中:应该要有人研究的吧,因为这太重要了。另外一个课题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论杂志,在《明报月刊》之前。但后来《明报月刊》的光芒超过所有知识分子刊物,胡菊人主编的时代,关注的是主流知识分子关注的东西,从台湾的东西到大陆的东西,再到海外的。可能也是我青春期,所以特别看得进去胡菊人主编的那几年。董桥从英国回来有点文人雅士的感觉。《明报月刊》非常值得研究,研究头十年就已经很好了,那时香港的方方面面都掺杂进去杂志里,有点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读书》杂志。《明报月刊》在海内外像是明灯,是很重要的,材料也都容易找到,人都在,还来得及。我上世纪70年代在《明报月刊》登过两篇文章,但胡菊人帮我改了一段特别土的结语,真是气死我了。

  时代周报:你到北京后,从新的视角来看,香港在回归前后的变化大吗?

  陈冠中:1984年之后香港有一个很大的心理状态的改变,中产阶级都开始考虑移民。基本法没定,但回归已经定了,很多人还不相信。差不多所有我认识的中产都考虑过移民,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多人就真的移民了,几十万人走掉了,1/10的香港人,那是很大的事情。

  到了1997年前后,很多人又回来了,因为那时香港的经济很好,他们移民不是因为那边的经济比香港好,而是为了买政治保险给下一代。1997年回归前后觉得没什么事就又回来了。所以我觉得关键点不在1997年,1997年是重要的时刻,但是过渡得很顺利,没有大吵大闹,没有大恐慌,恐慌是之前,后来安定下来了。再有变化是2003年金融风暴,再就是2008年这几个关口,然后就是这几年。所以1998年我写的小说叫《什么都没有发生》,其实真的有这种感觉。有一个几年的蜜月期,如果不是碰到金融风暴,蜜月期会更长。但是金融风暴根本不是中国的错,香港自己处理得不好,现在那么多的怨气都跟这个有关。香港人其实都挺乐观的,都觉得一定会有机会,明天会比今天好的。相信了20多年,突然觉得明天可能会更糟糕,可能工作都没有了。整个心态就不一样了,因为比较乐观的时候,会好好地做事,会想点长远的东西。如果你觉得这个饼明天会更小一点,就会急了。

  台北风格已经写好,香港故事还没出来

  时代周报:你在《我这一代香港人》里面提到台北是你最喜欢的华人城市?

  陈冠中:对。我现在还认为台北是最宜居的华人大城市,综合分数应该说是最高,比香港说不定还高一点,它的民众很亲切,街头小店很有趣。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房价压力,古今中西文化都还在。但我写过一个人不是因为宜居而定居在哪里,我们往往因为别的原因而去了别的地方。而且现在我以台北作参照,来想香港下一步怎么样,因为我们是看着台北怎样成正果的。我觉得它已经修成正果了,台湾风格、小清新风格等发挥很大的魅力,连香港的年轻人都说喜欢台北人。我很惊讶,大陆不少人喜欢台北,香港年轻人都喜欢台北,香港人应该会觉得他们不够潮才对,现在都喜欢台北。

  我在台北的时候,1998年说服了台湾的观光局,组织了一个香港副刊编辑和作家团去台北。我陪着他们,介绍台北有多少好玩的东西。当时很多香港作家都没有去过台湾,对台湾没想法,就知道“立法院”打架而已。我就告诉他们很多小清新、好玩的东西。现在我这一代人的孩子都说特别喜欢去台湾,我就觉得台湾风格终于出来了。而香港却是在1997年前有个很迷人的故事,这个故事说完了,周期完结了,新的故事到今天还没出来。如今的内地人想起香港都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包括流行文化。我觉得香港的故事完全变了,不是以前那样的。故事快要出来了,但是还没有确定要怎样去论述它。

  时代周报:是因为台北的房价没有香港那么高,生活节奏没有香港那么快?

  陈冠中:没错,这太关键了。所以你看到大家都比较从容,老年人都不会很生气,脾气非常好,随便走在街上的人都很客气。台北比较悠游自得,但他们做得非常细腻,有点气派不够。也不一定要有大气派的,他们吸引人的就是这种小东西。很多人就找个自行车环岛,住在民宿里面,很过瘾。这种风格现在吸引了很多人,听说很多内地的年轻人也很喜欢。连台湾人都有点尴尬:怎么整天都说我们这么好。

  北京之外的文化产业大城市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喜欢北京?

  陈冠中:虽然北京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如果现在让我挑的话还是北京。北京整个城市没有让人觉得方便,但我是不上班的人,觉得还挺好的,有一种自在。在北京不上班,没有人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如果我在香港,每天都会不胜其烦。每个人都会问你:为什么不上班,你在想什么,基本上不可能不上班不做事。

  我在香港也算是做文化的,在台北也是,到了北京才知道有这么多人在做文化。真的是太大的圈子。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人?这让我觉得挺兴奋的,会碰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很多想法都很奇怪。跟我以前碰到的很不一样,当然他们都很优秀,也是有意思的人,到底是全国来的。

  北京特别喜欢无缘无故地碰面,本来是没事的,但大家随便聊聊天就可以碰面。在香港或者上海我想是不行的,无缘无故找人碰面,大家都不太行。还有外地来北京的朋友特别认真,每次到北京都要召集饭局来见面,都在谈重要的事情,比如国家大事。那也是广州、上海不会做的事情。这种辩论对我来说有意思,对别人来说不见得有意思。

  时代周报:你前一阵子接受北京媒体的访问说:北京之外第二大的文化城市是香港?

  陈冠中:我必须补充的是,我指的“文化”是文化产业。北京的文化、上海的文化、香港的文化是很难比较的。但文化产业是可以比较的,我觉得远远超过其他城市的就是北京,因为它是13亿人的文化首都,第二名都差很远。第二名是香港还是台北就可以争论。

  我的定义里面可能说得不够周全,主要不是文化消费城市,要成为文化生产城市,才对文化有真的贡献。所以文化产业还不只是指份额有多大,是指它有多少生产力,多少有意思的生产。这方面来说,香港和台北都做得相当好。我也要强调他们的文化产业可能比上海做得更好。

  我觉得很难有人说不对,上海现在还是以文化消费为主,这是他们的大问题,他们必须要转变成文化生产城市。他们不能整天觉得自己很有品位,引进很多东西,成为消费的大城市。如果要恢复当年的光辉,或做出跟现在的经济实力匹配的文化产业,必须要有自己生产的东西,上海在这方面其实做得不够好。

  英美小说不用华丽辞藻

  时代周报:你认为香港文化里有没有产生比较特别的东西?

  陈冠中:我觉得都是很个别的例子。比如从写作来说,大概现在写言情小说的没有比张小娴更红的。她的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各有三千多万粉丝,香港的人口也只有七百多万。不管有多少僵尸粉,也是很厉害了。但就是她这么一个,她两年前才经营微博,每天放一条男女爱情的心灵鸡汤上去,现在到上海、北京签售,从早签到晚。张小娴基本上就是以港男港女作样板写东西。

  再比如说写饮食的蔡澜、欧阳应霁,武侠小说还有黄易,温瑞安也算,他是半个香港人。但是不可能有上世纪80年代金庸的热潮,那个时候盗版、正版,人手一本。比如梁文道,在政论界、时评界也挺受欢迎,他针对内地写的东西,内地朋友有时都忘了他是香港人。他在香港写东西给香港人看,又是另外一套,但都写得很好。董桥也有很多粉丝,但有些人完全不看,有些人就很爱。

  时代周报:你远距离的观看会不会有新的角度?

  陈冠中:我觉得每次都不一样,没有一个通例。只要用中文写,基本上整个华语地区都能看得懂。比如说莫言,海外的接受度也挺高的,香港跟台湾都挺爱看他,但是他的东西非常有本土色彩。当年阿城有明清白话小说感觉的,大家也很爱看,没有规律可言。反而王朔太北京化,这边就很少人看得明白,港台地区就只知道这个人。他对内地的巨大影响,都是我到了内地以后慢慢补习回来的。

  时代周报:你做过杂志、电影、文化产业,也写散文、文化评论、小说,现在觉得自己做得最擅长的是什么?

  陈冠中:我一直在想,好像没找对我要做的事情,所以才会试这么多不同的事情。直到最近几年觉得小说可能是对的,但说不定过几年又改了。恰恰因为小说可以把我脑筋里很多零碎的、放不了一起的东西整合成一个文本。令我比较有满足感的就是,本来难以好好说清楚的东西,终于以一个相对有条理的方法放进一个文本,大家看完还有不同的体验,这个是我现在能做的事情。不是说有多好,但很多人都能看完我的小说,有各种想法,还记得内容,让我觉得这已经不错了。

  时代周报:之前复杂的生活经验对你写小说有什么帮助?

  陈冠中:比如说新闻的训练。当时在波士顿大学教我们写新闻的老师特别严格,他不准我们在文章里面用形容词,要形容什么东西就要用具体的感觉来形容。比如说你不能说一个房间很大,你要说它有半个篮球场的体积。那个令我很震惊,本来没想过要这样写文章,多余的字又要删掉,一删就1/3,当时觉得很莫名其妙。

  原来他们就是这样的训练,写的东西很自律。我用中文写的时候觉得中文是形容词特别丰富的文字,而英文是动词特别丰富的文字。所以英文整天强调要用对的动词,每一个动词有不同的意思,所以要找到对的动词来用,所以英文的动词很能带动文章。但是中文还不见得,有的时候真的要用形容词,我们的形容词也有很美丽的、很有感觉的。有时候很极端的老师会帮你不少忙。

  英美的小说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就是不想用很华丽的辞藻。有的时候不准太煽情,这也是新闻训练里面的。我们因为当年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都是很冷的东西。梁文道有一次总结说,香港的写作是比较冷的,台湾比较温馨,大陆就比较情感丰富和投入,但是香港要把情感包在里面,不能露出来。这可能跟我们当时看的小说的潮流有关,比如加缪的《瘟疫》,这些书都是很冷的、很枯燥的,一点都没有把情感放出来,这对我们有影响,就是装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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