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很多经济学家常常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经济GDP份额来划分中国的经济阶段。在清末之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经济GDP份额长期徘徊在20%左右，远超世界其他国家。此后，这一比值开始下降，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这一比重仅为1.76%（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对全球及中国历年GDP总量评估及其占世界GDP百分比表格）。后来，该份额开始快速攀升，截止到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份额的比重已达到9.39%，根据一份名为《2015亚洲》的报告预测，到2015年，中国GDP所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将再次回到20%，届时，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这样的发展速度表明了中国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就，但也说明了中国对发展速度过于依赖的现状。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曾出台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官员和经济学家也反复提到“保八”这个口号。此后，中国开始进入通货膨胀（简称通胀）。春华资本集团董事长，原高盛大中华区主席、董事总经理胡祖六曾在一次活动中对记者直言：“通胀是4万亿元经济刺激的后遗症。”
事实上，中国经济要面对的远不是单纯通胀这么简单。2012年4月14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1%，这也是中国GDP自2011年达到9.7%以来连续第5个季度增幅下降。而在该数据发布5天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CPI数据显示，受食品价格上涨因素推动，3月全国CPI同比上涨3.6%，其中食品价格上涨7.5%，非食品价格上涨1.8%。而更有意思的是，在CPI数据公布的当天，福临门等食用油涨价8%，有地方市场上的香菜达到了10元一斤。
对此，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已经进入“滞胀区”，未来即使经济下滑加快，通胀率依然很可能继续上升。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更加悲观，他甚至在去年12月就已断言：“明年中国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经济滞胀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这样的判断得到了私募基金的肯定，因为担心中国经济陷入滞胀，中国股市即使在养老金入市的重磅利好面前，依然保持相当的克制。
2011年，胡祖六曾坦言：“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通胀是一个难题，但是如果和通缩难题或者滞胀难题相比，我宁肯选择通胀。”言犹在耳，“滞胀”风险这个让无数发达国家为之胆寒的经济现象却已悄然而至。当然，中国对此并非没有准备，实际上，面对经济放缓，中国还有一套三点的“组合拳”可用，而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城镇化。
城镇化是一尊“菩萨”？
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年年底，几乎每个国家政府都有一套救市方案，作为其中最“抓人眼球”的方案之一，中国经济的4万亿投资计划却一直备受争议。作为世界救市契机的典范，中国4万亿投资抛出的时机可谓妙至巅毫，但与其良好的开端相对，最终该项政策的大多数资金补贴都流向了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相关利益者那里。
中国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其文章中认为，4万亿投资使得投资的边际产出效应进一步下滑。根据有关资料，中国的边际产出效应从1994年以来出现了直线下滑。由1992年的0.39降到了2009年的0.2，也就是说，上世纪90年代初2－3个投资单位可创一个GDP增量，而到现在5个投资单位往往还得不到一个GDP。这也直接导致中国投资政策“熄火”。
更为严重的是，在投资政策“熄火”的同时，出口和内需也问题重重。国家海关总署4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3月，中国进出口总值8,593.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7.3%。其中，出口4,300.2亿美元，增长7.6%；进口4,293.5亿美元，增长6.9%；累计贸易顺差为6.7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自2010年开始，中国进出口数据增长一直维持在20%以上。而在此前，对此数据悲观的预测也在10%以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原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中国外贸形势严峻，外贸顺差可能会大幅缩水至500亿美元左右，出口对GDP的贡献会下降。”
虽然出口形势严峻，但与目前内需情况相比还是颇具暖意。近几年来，中国经济不断地提高产品产量，以支撑它脆弱的繁荣，这使得中国创造出了比发达经济体国家更多的过度供给。随着中国长期以来支撑经济高增长的“人口红利”开始衰减，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劳动力供给下降、劳动力成本提升的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尤为严重的是，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边富边老不同，中国的趋势明显为未富先老。可以想象，随着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不断攀升和对社保体系要求的不断升级，中国经济未来的需求状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的判断可能使其显得更加冰冷和残酷，他认为：如果中国要在“十二五”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将使总的养老资金账户亏空（年轻人缴纳的养老金，用于支付老年退休人员）数字增加，预计养老账户的亏空额度会在2万亿元左右。
经济的三驾马车同时出现问题让中国政府左右为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成为了中国经济的“菩萨”。
从世界城镇化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为78%、世界平均城镇化水平为49%，按照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的估算，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要有大概2000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居住、生活、就学、就业，这将带来庞大的基础建设投资。全国政协常委陈凌孚曾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告诉记者：“从长期看，城镇处于农村之头、城市之尾，在城乡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是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又是农业产业化的服务依托，对于广大农村具有巨大的带动作用。”
事实上，每一个坐过中国火车的人对此都应该深有体会。透过火车那沾满灰尘车窗，人们会发现铁道两侧的房屋多有“疮痍”，它们像衣服的补丁一样，穿透窗户，扎入人的眼中。这样的情景不仅仅出现在那些正在发展的二线城市，甚至在北京、上海这样号称国际化的都市，也依旧有着这样“补丁”。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这些“补丁”是连成一片还是零星孤立着。可以想象，这样的地区正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最具活力的所在，众多居住在此的居民将被安置到新的楼房之中，这些项目中的大部分将创造出新的有效投资。
“但有一点必须要引起注意，”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特别顾问陆燕荪告诉记者：“城镇化可能只能起到消耗和清理原有产品库存的任务。”这并非是无根据的说法，从他国的城镇化经验来看，城镇化本身带来的就业和消费是微乎其微的，消费需求是由中产阶层所决定的，而城镇化过程中中产阶层的缺失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位河南的城建商曾忧伤的告诉记者，很多当地农民在让“农民上楼”的工程中被请上了楼，但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从此衣食无着，困苦不堪。对此，河南省济源市市长赵素萍评价说：“让农民上楼就像革他们的命”。
目前经济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在以往的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不仅仅只是一般的社会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资源、环境、生态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还有城镇化后出现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资源短缺等“现代城市病”和土地资源浪费、劳动力缺失和留守儿童等“农村空心化”问题。而从城镇化速度来看，刚搞改革开放时，中国城镇人口只有两亿，现在接近七亿，34年间增长350%左右，这在世界上都很难找到相似的对比对象。民政部“全国农村社区建设专家顾问组”顾问项继权认为：“目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城市化的‘大跃进’，这是一股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的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城市化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超出了正常的城市化发展轨道。”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超50%，这样的速度的远远超出了学者的预计。根据2009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预测，“截至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6.6%，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城镇化进程仍将处于一个快速推进的时期，预计到2015年城镇化率达到52%左右。”可事实是，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1.27%，比预计提前四年完成城市化目标。那么，未来四年中国经济该怎么办？
不久前，与城镇化政策配套的 “家电下乡”已经开始出现疲软之势。2011年4月，四部委发文加强对家电下乡进行政策监管后，下乡销售数据急转直下。根据2011年商务部数据显示，4月，全国共销售家电下乡产品328.8万台，同比下降31%；实现销售额87.2亿元，同比下降12%，销售量和销售额均出现大幅度下滑；5月，全国家电下乡产品共销售578万台，同比仅增长0.90%；8月，家电下乡销售产品696万台，同比下降1.3%，可以看出，家电下乡政策对市场的刺激作用当时就已呈现出递减拐点迹象。
对此，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也表示：“最有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的中产阶级在中国严重不足”。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消费需求肯定是以低端需求为主，想想看，谁会指望刚刚进入城镇化的地区马上就用更高端设备来盖房子、修马路、做公共设施？谁能指望刚刚住进楼房的农民就开始消费高端的汽车、太阳能和大屏幕液晶电视？
“通俗地讲，中国城镇化只是在原有经济结构受挫时，开辟出的新的增长量，它所重复的依然是上世纪中国经济所做的让现代经济部门从传统经济部门中吸取廉价劳动力的二元经济模式。在这种增长量下，中国经济依然会重复犯以前的错误，所以，单独寄希望城镇化来做中国经济的‘菩萨’，并不现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这样告诉记者。
其实，早在1954年，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就已提出，在劳动力从传统经济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劳动力的工资很难提高，而随着二元经济转移的结束，劳动力的工资将逐步提升，这一拐点被称作刘易斯拐点。
自2004年开始，中国的人均年实际工资增长速度开始进入加速阶段，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13,708元，比2005年增长75.8%；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2,431元，比2005年增长1.1倍。城乡居民工资同时大幅上涨。与此同时，很多地区出现了“用工荒”的现象，对此，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曹建海在内的一大批学者认为：“中国已出现‘刘易斯拐点’，预计2014年前后进入劳动力实质性短缺状况。”
在这一时期，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升很难避免，工人会倒逼着自身所在的企业升级，向利润更高区域转型。
坎坷的转型升级路
自下而上促进，自上而下推动，即使如此，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道路依然前景难测。2012年3月5日，温家宝代表国务院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2012年主要任务时，他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关键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既是一个长期过程，也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这样的报告着实切中了中国经济的要害。自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社会现象。一方面，用工荒从珠三角、长三角向内地一些省份蔓延，不少企业绞尽脑汁仍然招不到人；另一方面，大学生又在为找工作发愁，一些人表示，只要有工作，“零薪酬”都愿意干。而这背后的症结正是因为中国现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背离的结果。
《人民日报》就对此发表评论文章称：政府应加大对产业调整升级和企业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加快区域产业布局调整，东部地区应实行产业转移和升级并重，既减少低端劳动力需求，又为大学生和白领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中西部地区应通过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让更多的农民工就近就业。
难以满足需求的优质企业
“在现在的全球竞争格局下，最关键最赚钱的环节，几乎都不在中国企业手中??事实上，中国企业大都被分到附加值最低的、浪费资源的、破坏环境的、不得不剥削劳动的——制造环节，而其他有价值的环节基本上全部掌控在欧美各国的手中。”这是2008年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产业链阴谋——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演讲中对中国企业的剖析。当时全场听众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郎咸平也被冠以民营企业的教父称号。可时过境迁，中国企业依旧处于微笑曲线的低处。
“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企业太小，而是优质企业太少。”经济学家智强对记者说。虽然这样的话语略显武断，但并非没有根据。2011年2月20日，在2011年春季人才交流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会上，为吸引求职者的目光，一些企业提高薪水仍难找到合适人选。和此相仿，宁夏2011年春季大型人才交流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会360家企业提供的15630个岗位中，有万余岗位无人问津。但和招聘会的人气低落相反，宁夏宝丰能源、万达集团的展位前当时拥堵着大量应聘者。同样，富士康公司招人时，求职人员要排长队。
可是，如何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企业呢？答案很简单，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去“打磨”。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认为：“我们要明确拉动内需到底拉什么，今后发展什么。我认为对发达地区，最大内需为房产、汽车、医疗保健、文化产业，而欠发达及贫困地区的需求是基本的生活资料，因此国家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应该以需求为导向，指导各地区的发展方向与目标，不要一窝蜂地上一些时髦的产业，结果一上就过剩的局面出现。”
标本——从洛轴升级到比亚迪转型
从市场需求主导到生产主导，再从生产主导回归市场需求，洛轴在这由两个主导组成的圆圈中几经生死。“实际上，早在1991年，洛轴就已经为以后的种种问题埋下了伏笔。”一位知悉洛轴根底的洛轴经销商告诉记者。在这位经销商看来，洛轴经营有多方面的问题：管理者知识老化，经营决策失误连连，大规模招人，挪用技改资金，被迫收购产品老化的小企业??
在这样的问题下，即使是作为新中国“一五”期间“156项”重点工程中唯一的一个轴承项目，有着共和国轴承工业长子之称的洛轴依然避免不了行将破产的命运。截至到2004年下半年，洛轴账面总资产32亿元，负债高达24亿元，有10亿元的应收账款，其中近8亿多元找不到债主，成为死呆账。而在问题暴露后，洛轴又将亏损下放到子公司账面上，增加集团的账面利润以获得贷款。
最终，由当地政府牵头，永煤对洛轴进行重组，双方合资成立了LYC公司，随着市场的景气度高企， 2005年末，LYC营业收入创洛轴历史最高水平，年人均工资水平较2004年增长达69%。然而，这样的好景并不长久，2006年，虽然中国轴承市场需求旺盛，但洛轴还是不得不再次启动重组进程，并与舍弗勒签订重组协议。“虽然这一并购最终在政府的干预下不了了之，但是洛轴改制开始拉开帷幕。”
2007年初，河南省政府出面，决定由永煤在LYC公司基础上，重组洛轴的其他业务。在此背景下，LYC也开始转变经营机制，由计划生产为主导向市场需求主导转变。此后，LYC迎来了自身最好的发展时机——2006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9.58%；2007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6.26%；2008年更是实现主营销售收入同比增幅42.96％，远远高于轴承行业24％的增长幅度。2009年，在轴承行业遭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严峻形势下，LYC轴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8亿元，同比增长16.9%；完成利润1.28亿元，同比增长20.39%。
2009年，LYC决定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转型升级，开始进入风电轴承和汽车轴承领域。作为转型升级的标志，新洛轴工程项目也开始正式启动。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新洛轴工程总投资25亿元，规划总用地1000亩。工程分两期实施，计划在2010年完成第一期工程，2015年完成全部工程。首期工程总投资11.37亿元，建设用地328亩。2010年7月，洛轴工程风电轴承项目和汽车轴承项目正式生产出成品。但是，新的产品并没有改变洛轴利润低走的状态。2011年，LYC再次来到破产的边缘。
对于起伏的现状，LYC公司的员工最有发言权，在与记者沟通中，他们说出自己心中的观点：“2011年国家宏观形势非常得不好，洛轴风电轴承产能过剩，产品大量积压，货款回收受阻。滞留在外的风电轴承货款达到2个多亿，铁路轴承停产整顿，到现在无法正常生产。汽车轴承订单大幅减少。”而这样的结果实际上并不完全归罪于市场。“我认为，排产再次变得强势是LYC再次走向破产的另一重要原因。当时一排产就是半年，其中不允许加入任何别的项目，明眼人都能看到的利润低，甚至赔钱也要生产的品种一直在生产，订货商急着催的却一直上不了生产线。”??“好在我们挺过来了，现在新上任的领导再次把市场需求作为整个公司的核心。LYC也正式升级成河南煤业化工集团的子公司。”
如果说LYC是中国制造业企业从低端向高端的升级，那么，一直行在中国企业前端的比亚迪在转型的道路上也同样艰难。与2010年红火的汽车市场相比，积极推进“品牌年”建设的比亚迪正遭受着销量和利润双双下滑的折磨。与这一数据对应，比亚迪于2010年7月开始推出自身的高端车型M6。紧随M6的步伐，比亚迪在2010年下半年推出了自身第二款战略车型——首款轿跑车L3。而按照当时规划，比亚迪还将陆续推出G6、S6。2011年，G6和S6正式出现在消费者面前。
这是比亚迪对市场的一种妥协。作为在新能源领域走在前面的企业，比亚迪在电动车技术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这样的优势甚至吸引到巴菲特也来投资，可是直到目前为止，电动化汽车在中国市场依然是镜花水月，2012年4月，北京航天桥底下的充电桩依然在荒废中。
这样的现象在美国《财富》、《哈佛商业评论》特约管理专家撰稿人姜汝祥眼中还有着另一番解读，他认为，比亚迪现在反映出的最大问题在于自身的垂直整合战略，这种战略的实质就是人海战术加上“价值链全封闭（从采购到销售全自己做）”，在这样的战略下，企业很难得到更高的利润，在摧毁竞争对手的同时，把自己的持续竞争力也摧毁了。
“过分强调产品功能的强大，而忽略服务对功能的替代，使得中国企业很难成为世界一流的公司。”
当然，转型升级碰壁并不仅仅限于洛轴和比亚迪，实际上，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中国大部分企业陷入了销量或利润下滑的迷茫中。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上的大多国家提出了一整套的“创新战略”。但是，过度关注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并不是振兴经济的一剂良方。根据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政府并不擅长选择具有发展前途的部门或产品。这一点，从法国对创立政府运营国家通信网络Minitel的尝试，以及西班牙为推动太阳能计划而支出的巨额补贴中就可略见一二。
在《经济学人》看来，试图通过科技来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并不可取，这只能使决策者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忽视创新背后的真正推动力：对更有效的商业运作模式和管理方法的推广——这一层面的创新大多数是竞争压力使然。而政府促进创新所能做的最好的选择便是自由放任，不对其进行干预。这对于经济中最为规范，最缺乏竞争的部门的发展来说，尤其重要。
深化改革应取得新突破
兜兜转转，中国经济问题如果想要持续增长，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市场中，而要解决市场经济问题，则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产业升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投入过多，成本过高，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就在于经济体制障碍没有消除，改革的力度不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对此也深表认同，他说：“我们必须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的进展，因为这是解决中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关键。”
实际上，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潜力将下降最重要的一个担心就是，国进民退和政策执行不力。通过几百年的研究，经济学家发现，国有企业虽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其劣势也一样明显：生产效率低下、易于滋生腐败和阻碍竞争，这一直是西方经济学家游说政府控制国有企业行业的有力武器。而现在，随着“用工荒”与“就业难”这种新的社会问题的深化，需要有更多的优质中小企业来吸纳就业人口，维护社会稳定。
在2010中国（重庆）民营经济发展论坛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题为《民营经济要成为富民经济》的演讲让人深省，他说，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民营经济解决了中国80%的就业，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目前富民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发展的一个重点，中国人要进一步富起来，必须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
2012年4月温家宝在南方调研后表示：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少数几大银行处于垄断地位，只能到它那儿贷款才贷得来，别的地方很困难。我们现在解决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根本来讲，还是要打破垄断。中央已经统一了这个思想??这使得多数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备受鼓舞，在他们看来，中国在深化经济改革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但是，随着惊喜的褪去，很多人开始担心中国在经济政策的执行上力阻碍重重。宗庆后曾在人民网举办的“2010中国产业经济论坛”上对记者说：政策执行不力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在他看来，当前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像中央政策执行力不够、扩大分配落不到实处、政府职能弱化、“土地财政”不合理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政府各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与初衷相背离，且不利于经济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受到牵制。
这样的表述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克制。近两年来，很多人经常会收到一些“垃圾”短信，这些短信无一例外的以无抵押、无担保、超低利率，最快一天放款为题吸引人眼球。与此同时，中国中小企业开始大规模的出现倒闭风潮和企业家移民潮，这并非是一个好的信号。一般来说，对于老龄化开始的国家而言，需求疲弱持续时间越长，造成的后果可能就越难以收拾。日本和欧洲在过去20年中的经历值得借鉴，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造成了这些经济体生产率增长的下跌。随后不久，他们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开始缩减，而一系列的政策失误和执行不力使得金融危机的后遗症阴魂不散。在这当中，通货紧缩乘虚而入，其后，出现在这些国家面前的是经年累月的疲弱需求和缓慢供给的循环组合。
对此，吴敬琏感受颇深，他说：“目前改革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与垄断和政府职能有关。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现在，以吴敬琏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感到，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面临的阻力和困难正在加大。随着几十年来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觉得没有必要推进改革，改革的压力和动力在减弱。
这样的观点得到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的认同。贾康认为，与30年前改革能得到全体响应有所不同，当前许多改革措施都不可避免地触动到既得利益，很难实现改革初期“全民受益、无人受损”的局面，当前的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期、疲劳期和胶着期。贾康告诉记者：“中国的改革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攻坚期，必须以攻坚的勇气进一步推进改革，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个可喜的信号是政治体制改革正在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温家宝在今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