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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食品安全事故一样，我国饮用水安全状况一经深究，同样令人触目惊心—据最新一期《新世纪周刊》封面专题《自来水真相》报道，2009年下半年，为了大致搞清全国城市饮用水的水质状况，住建部水质中心曾做了一次全国普查，但该数据却一直没有对外公布。多位接近权威部门的业内人士透露，他们所获知的该次检测结果，实际合格率在50%左右。
之于我国城镇自来水覆盖4亿人之众、之于人体对饮用水远比单一食品的重要性，我国饮用水“仅50%左右的实际合格率”的现状，不仅强烈冲击着民众的习惯认知，更彻底动摇了民众的基本心理安全。
80年代初曾经令人放心的饮用水，为何今日如此令人心有余悸呢？对此进行追问，角度不一的答案极易得知—20多年大规模工业化造成严重的水源污染，城市水务基础设施过于落后，水务改制后造成的过度市场化，缺乏有效的第三方监管机制，居民对提高水价的抗议致使水务公司提价难……
上述造成当下饮用水安全恶化的不同因素，自然均有切实关注、并针对性解决的必要。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对诸多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找寻出其中根本性的逻辑链条，而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应急治理，其结果仍可能与以往一样陷入到治乱循环之中。
回顾2000年后，其时全国大部分城市水源均已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水厂处理工艺、输水管道亦因此均需进行升级，而这自然需要大量的配置资金投入。面对这已然浮出水面的水务治理困境，绝大部分城市均选择了其时流行的“国企改制”，通过引入外资和民企参与，将原事业单位性质的水厂彻底市场化，如此既可以放下包袱，又可坐收改制美名。
当然，我们不宜因当下饮用水安全的恶化，而“事后诸葛亮”式地对此进行批判。可是，我们必须承认，作为市政公用性质的水厂改制，完全参照一般国企改制模式，其本身就不甚妥当。纵观全球人口中等规模以上的国家，仅英国的水务为完全市场化，而其之所以如此，既与其水源洁净的“岛国”特征有关，又与其具备强大的行政监管机制有关。而美国的亚特兰大等城市亦曾有过水务市场化改革失败，无奈再次回归行政包揽的经验教训。
对此进行深入反思，可以说，我国水务改制的仓促施行，不仅与部分城市主政者过于呼应改制潮流有关，更与地方政府决策普遍缺乏民意参与有关。如果说，纯粹国企改制缺乏民意参与仅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话，那么水务作为市政公用性质，其不仅牵涉民众的根本利益，更与民众的生命安全密切相关。之于此，水务改制显然更有倾听民意的必要—在正式改制前，应提前公布改制原则和实施草案，然后召开专家论证会逐条论证，并广泛邀请民众和媒体参与。
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2000年后大部分城市蜂拥而来的水务改制，其实质几乎均为行政一言堂，缺乏必要的民意参与，极少部分亦是走过场了之。而因水务改制缺乏基本的民意参与，不仅让缺乏底层民情认知的行政决策极易脱离实际，更为改制后屡屡爆发的水价纠纷埋下隐患。
实际上，无论之于近20年来的物价上涨，还是之于当下水务运营的成本平衡，或者是之于与其他国家水价对比，我国当下民众仍然叫苦连天的水价，实际是处于相对偏低的状态。正因为水价偏低造成水务企业难以平衡运营成本，在这种状况之下，水务企业自然没有升级工艺水平和输水管道的动力（或能力），亦因如此，之前疯狂涌入我国水务改制的外资，部分已经无奈选择退出。但是，对于维持长期饮用水安全必需的自来水提价，为何却屡屡争议纷起且难以施行呢？究其根源，亦与缺乏有效的民意参与有关，在对民意缺乏真正尊重之下，任何一次即使理性的自来水提价，均会引发民意的强烈反弹、甚至是道德的批判。
之于饮用水安全的长效治理，对民意缺乏真正的尊重还体现在，政府不仅没有放开第三方监管的门槛，从而让独立于政府和水务企业之外的专业机构参与水质检测，而且还对已经普查出的饮用水恶化数据，选择掩耳盗铃式的密封不公开。
“放心水”笼头应如何拧开？我们除需对已暴露出的负面技术因素逐条分析治理之外，还需要尽快引入第三方监管机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切实认识民意参与的重要性，之于饮用水安全的公共性质，这不仅是民众应有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更是提高治理效率的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