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吴敬琏先生说过，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的。在吴先生（还有钱颖一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人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只是一门心思建设市场经济，哪会想到市场经济还有好坏之分。吴先生这个问题提出之后，满世界这么一瞧，果然有这个问题。想一想49年我们打倒的那个官僚资本主义，想一想马克思看到的那个市场经济，看一看今天拉美国家的市场经济，再看一看香港的市场经济，瑞典的市场经济；想一想不守信用曾经假货泛滥的温州的市场经济，再看一看今天走向国际市场的温州市场经济，方才感到这个问题不仅有，而且大大的存在。
借用何新老师常用的句型，“窃以为”确有好的市场经济，就像有好的计划经济一样。比如，尊重科学、计划周密，投资与建设均有严格的程序和可行性的分析，中央地方与企业分权较为合理，就比与之相反的计划经济模式运行得好。就计划的严格性和对技术人员的尊重来说，苏联的计划经济，在工业布局、重工业建设等等方面，就比中国的计划经济运作得要好。而58年之前乃至文革之前的中国计划经济，就比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边施工边勘探边设计的“三边式”计划经济，运行得要好。匈牙利的计划经济在解决短缺与市场繁荣方面，就比苏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要好。与之相对应，也有好的市场经济。法律健全、执法公正，政府职能定位合理，行政管制较少，竞争较充分，政治上比较稳定的市场经济，就是好的市场经济。如新加坡、香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经济。与之相反，则是法律环境差，行政对经济的干预无处不在，腐败和裙带风盛行的市场经济，就是不好的市场经济，比如拉美国家的市场经济，菲律宾还有现在我们一些地方的市场经济。
提出没有好的与坏的市场经济之分的学者，可能把市场经济单纯看成是以市场方式配置资源的一种经济模式，不认为它包含着法律和社会方面的内容。他们主要是想说明，同任何事物一样，市场经济也是有利有弊，而不是包医百病的。即“市场经济从来就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因而没有好的与坏的市场经济之说。
皇甫平先生则认为，“我所理解的‘市场化改革’是指真正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需要包括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法律体制等等广泛的不同层面来保证的”《警惕以反思之名否定改革》，新京报2006年3月14日采访周瑞金）。我十分赞同皇甫平先生对我们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的理解。这个“市场经济”，不仅应该包括以市场方式配置资源，承认和保护私有产权，而且还应该包括小政府大社会、严格的法制，以及政府对公平法治强烈追求等，与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相配套的现代政治社会体制。从这个角度出发，市场经济应该有好坏之分。孙立平先生说：“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至少包括下面这三部分内容：第一，从经济的角度说，标志是市场经济的体制是否相对完善，相对完善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否则是坏的市场经济；第二，从法治的角度说，标志是法治是否基本健全，法治基本健全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否则是坏的市场经济；第三，从社会的角度看，标志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是否建立，形成了这种利益均衡机制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否则是坏的市场经济”（孙立平：《论“新改革观”》，见《经济观察报》）
虽然只是一个说法不同的问题，但现实中，这种区别非同小可。说有好的市场经济同说没有好的市场经济之区别在于：前者对于明确改革的目标、坚定改革的信心有重要作用，后者则可能产生很大的误解。值此改革行程的十字路口，这一区别意义重大。
在进行不同体制选择的时候，如果说没有好的市场经济就如同没有好的计划经济一样（即所谓“市场经济乌托邦和其他乌托邦一样，是空想和误导的。就像如果有好的计划经济，我们还用得着改革吗”），如果说“不能认为计划体制是一个过时落后的体制，市场体制就比计划体制优越。什么情况下用市场体制，什么情况下采用计划调节的办法，要根据实际情况”（何新），这样就容易让人们感觉到，这是一种对两种体制持不置可否态度或折衷态度的理论观点。这种态度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成两种弊端相差无几的东西，看作两种可以交替使用的手段，而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制模式。以为在一种情况下我们采用计划经济，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又可以采用市场经济。具体怎样做，由领导视情况而定。
实际上，我们的改革是一场革命，而不是原有体制的调整与完善，也不是既有体制的继承与发展。即，不是哲学上说的“扬弃”，而是抛弃。是计划体制的抛弃，市场体制的重建或者新建。如果把马车与汽车看作两种不同的体制模式，我们说选择了汽车体制，就必须废弃马车体制。这是因为，一旦汽车作为我们主要的交通工具选择，那么柏油马路的修建，汽油的生产，汽车的引进制造，司机与维修工的培训，乃至停车场的建设，交警部队的设置，等一系列与汽车交通相关的要素、环境条件的改变与建设，就必须提上日程，而这些方面的改变与兴建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与此相适应，马车体制的摒弃，意味着马车生产的停止，驭马的宰杀，养马场草料场的转产，车把式、马车维修师傅的下岗以及重新培训。即使今后在交通运输上出了问题，人们采取的也是实行汽车体制的国家通用的方法：改善道路条件，加快司机培训，强化交通执法，提高汽车的性能与质量。不可能一遇到问题就说，还是马车好用耐用，出了问题好修理，现在是请车把式出来掌舵的时候了。不能因为汽车交通一出问题，马上想到是不是再换马车试试。
一些经济学者常提到不能忽视计划，不能放松政府管理。实际上，这里所说的计划与管理，不过是市场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别名。此计划非彼计划，此管理与我们过去实行过的，乃至与我们现在看到的管理大不相同。它主要是通过国家产业政策，通过指导性计划，通过税收货币政策等间接调控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它是市场经济管理的应有之义，也是建设好的市场经济的天然要求。
其实，怎么没有好的市场经济呢？显然是有的。怎么没有好的计划经济呢，显然也是有的。否则不论在什么体制下，我们努力改进工作完善体制，目的是什么呢？正像有好的马车，也有坏的马车；有好的汽车，也有不好的、不如人意的、事故频出、操作不灵、速度不快的汽车一样。只是有一点我们是明确的，虽然有好的计划经济，也有坏的计划经济，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差）的市场经济，但是，计划经济体制总体上不如市场经济体制，或者说马车总体上不如汽车。这是我们选择汽车而不选择马车，选择市场经济体制而不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所在。说“没有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正像没有好的计划经济与坏的计划经济一样”，这说法，对专家来说也许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但对于外行人来说，这一说法就有很大的负面作用。特别是对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究竟有些什么本质区别，各自的利弊究竟在哪里尚不十分清楚的普通百姓来说，对于还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当作两种普通的可以交替使用的工具的辩证法学者或领导干部来说，这一说法会产生严重的误导。
正好似一个人患了胆结石，正拿不定要看中医还是看西医的时候，向一位懂行的人士咨询：西医好还是中医好。专家答曰：正像没有绝对好的中医体制一样，也没有绝对好的西医体制；又问：动手术安全可靠还是喝汤药安全可靠？专家答曰：正像没有绝对安全的汤药治疗方案一样，也没有绝对安全的手术治疗方案。这一说法肯定会使患者及其家属困惑起来，难以作抉择起来。虽然医学专家的意思是：中医西医作为两种各有所长的医疗模式，各有各的弊病和优势。胆结石手术治疗与汤药排石，都不可能绝对安全可靠。也就是说，从科学上讲，没有绝对安全无任何副作用的治疗方案。但这样的说法，对于西医体制已基本确立，手术治疗方案已被广泛证明为科学合理的方案的今天，在民众对这两种方案究竟孰优孰劣还很不清楚、尚满怀狐疑的情况下，显然是不合适的。不管这句话从抽象的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是正确还是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