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曾经掌管万亿国有资产的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的大作《遵循规律办企业》问世，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然而从该书发布会由媒体披露出的信息来看，李荣融更像是在替国企的经营者代言。这究竟是媒体的误解还是作者的刻意所为，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是从国人对国企的期望值来看，李荣融不仅是在“王婆卖瓜”，甚至有依然没有找准自己定位之嫌；如果以这样的惯性为深化改革建言，有可能继续造成误导。 出资人代表应替谁说话 李荣融在新书发布会上在谈及央企负责人薪酬的时候指出：“该给的要给”。理由是：国企要和民营、三资企业竞争，薪酬水平上不去就会沦为人家的人才培训基地。像中国石化、中国航空等企业负责人的年薪一度不足10万元，中核工业、中国石油等不足20万元，这种激励不足直接导致了人才的流失。为此，国资委成立后普遍提高了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如果说这确属李荣融先生的政绩，那多少也反映出国资委在依靠谁的端倪。 李荣融不无忧虑地说：“往前走，日子好过了，好像又要走回头路了。”这不知道是否属于针对舆论对国进民退的反弹而言，其表面上是在声讨政府对企业的审批过度，“走回头路”当指审批的增多。的确，企业审批出现了一些由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情，“没有让资源配置用市场在发挥作用”。但是减少政府审批应当与规范国企的垄断行为同步进行，对于资源配置市场化而言，两者不可偏废。虽然减少政府审批对于民企同样有利，但是国企的垄断对民企的生存和发展所造成的阻碍作用更为直接。在国企的垄断行为没有得到规范之前，政府审批的减少相当一部分将转化为国企垄断的强化，对国企的经理人当然更为有利。 李荣融用钢铁调控作为政府对企业审批过度、缺乏责任人的反面案例：粗钢产量一直被政府作为调整对象，却从四亿吨调到了十一亿吨。李荣融问道：“谁负责？你找得到负责人吗？扭曲啊！”这的确够悲催的，但仔细一想，那不仅不能成为减少审批的借口，反倒可以作为应当加强审批的理由。对于审批而言，那只是一个没有把住关的问题；既然有审批还能从四亿吨调到了十一亿吨，那么没有审批岂非要达到四十一亿吨？追究起来，经理人盲目决策、乱铺摊子的责任更大。李荣融将其中的责任完全推给政府，显然是在替经理人说话。难道四亿吨粗钢的提供应当完全由国企垄断，民企不准问津，不应当“批”给央企之外的经济体，就是李荣融需要的资源配置？
按常情，李荣融替经理人说话并无不妥；问题在于，李荣融作为曾经的国资委负责人，应当是一个出资人代表；就其对于经营者行使监督职能而言，彼此具有“天敌关系”才是正常的。当然，为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需要对经理人实施必要的激励；但总的精神应当是要求他们做的更好，而不是声言经理人已经做的很好了，反倒抱怨出资人自己没有做对。李荣融当然可以对出资人进行批评，但是当出资人的方针已定，李荣融应当努力贯彻才是。“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国企的改革方向是将国企按照竞争性、公益性的不同进行分类管理；公益性国企应当兼顾为社会服务和企业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李荣融说什么深化改革应当以政企分开为抓手，否则就是“方向反了”，这至少是文不对题。 关键是思维方式的错位 替谁说话之所以需要预先确定，是因为立场的选择决定对错的判断标准。即使彼此目标一致；但是由于利益取向的不同，站在不同的立场对同一问题难免有不同看法。也就是说，即使李荣融替经理人说的一些话是对的，但是从出资人应当持有的立场来看，那也有“人在曹营心在汉”之嫌。这是因为国企的出资人是政府，归根结底是人民，有更多的利益需要兼顾。李荣融仅仅替经理人说话如果属于媒体的误读，其中反映的思维方式的错位也难辞其咎。 首先，部门思维难以取得改革的共识。当李荣融痛斥“老是让你的政府审批发挥作用”，对审批表示不满时，可能忘了，国资委也属于国务院，是国务院的一个“委”。他主张减少政府审批不会让人们联想到是在要求减少自己的审批；相反，别的部门审批的减少正意味着国资委自主权的增多。这属于国务院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很难说可以必然“让资源配置用市场在发挥作用”。说到底，部门之间的权力之争往往属于部门思维作祟，都是在努力使本部门的利益最大化，表现为对审批权进行利用和规避。最新的例子是原铁道部麾下的武广高铁开通三年未提请国家验收，尽管其中有一些客观原因，但在本质上是原铁道部意在使本部门的利益最大化，比如拖延拨付大约150亿元的工程尾款和质保金等等。 其次，政绩思维往往只顾发展不顾公正。李荣融断言：“2002年以前国有企业体制就是不负责任的体制”。这句话的背景是：2003年春，国务院成立国资委，李荣融出任第一代“掌门”。也就是说，从李先生主政之后，国有企业体制就是一个负责任的体制了。这即使不是对自己政绩的显摆，那也过于绝对化。诚然，国资委成立后，载人航天、“嫦娥探月”“蛟龙”深潜、特高压电网、高速动车等一大批核心技术居世界前列；但是不要忘了，这批核心技术的取得都是建立在2002年以前国有企业留下的雄厚基础之上。况且在此之前早有“两弹一星”的存在，能说此前完全无人负责？李先生以现在否定过去，在突出政绩之际，至少在发展观上对历史不够公正；况且还有收入差距的进一步加大等现实问题的存在。 再次，矫情思维容易导致根本原则的虚置。李荣融自称“一辈子都在和企业打交道”，似乎替经理人说话顺理成章。但是不要忘了，他个人职业生涯的巅峰，并且导致他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公众人物的角色，是出资人代表。就出资人代表对国企有可能存在的内部人控制而言，监督应当加强。在公众的这种诉求下，一味向经理人示好，难免有矫情之嫌。就李荣融的大作《遵循规律办企业》的书名而言，就蕴含了矫情思维的基因。就凭他在国资委任职期间的讲话，就能揭示对所有规律的遵循，办好所有的企业，难以让人信服。这除了有招徕尽可能多的经理人买他的书之意，遵循什么样的规律，办什么样的企业，似乎难以超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 别忘了历史是人民写的 其实，李荣融替经理人说话未必对经理人的成长有利，未必有助于实现李荣融“努力为培养中国的企业家做出贡献”的宏愿。因为市场和政策环境不可能仅仅需要取媚于经理人而变，相反，经理人必须适应市场和政策环境才能有更大的作为。就国企的发展而言，即使李荣融功不可没，但是上千万的下岗工人为此做出的牺牲更不容被忘怀。当共和国在抓大放小中使得央企形成竞争优势之后，让经理人们自以为是天之骄子似乎不合时宜。 替经理人说话不能既卖矛又卖盾。李荣融替经理人说话如果真正属于“自选动作”，原本无可厚非，李荣融完全可以公开亮出经理人代言人的旗帜，将这种代言进行到底。然而在其新书《遵循规律办企业》发布会上谈到高管薪酬时，他同时承认需要有所遏制，因为“绝大部分国有企业领导都是党员，还要讲贡献、讲觉悟，履行党员义务”。从理论上讲，高管薪酬向民营、三资企业看齐与讲贡献、讲觉悟，履行党员义务之间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均衡，但实际上两者是此消彼长的，如果因为强调后者而“导致了人才的流失”，那只能说明这样的“人才”不符合后者的标准。难道这样的“人才的流失”不可以被视为组织的更加纯洁？ 替经理人说话最终应当落实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上。李荣融《遵循规律办企业》一书设有九章的内容，试图囊括所有办企业应当遵循的规律，遗憾的就是没有提到产品和服务应当着眼于消费者需求之类的规律。如果不顾消费者的感受而替经理人说话，显然有悖于企业之所以有存在必要的这一基本规律。这很难说是一种疏忽，李荣融在离开国资委的感言中声称自己是一个忠臣，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就是没有提到“人民”。这似乎能够部分的解释为何他所主张的市场化改革最终陷入了一个僵局——做大了的央企，培育出的既得利益者最后成了他改革的绊脚石，以至于李荣融搞不明白舆论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在搞好了你们还是骂我”。 替经理人说话不要忘了校正经理人与包括对审批在内的政策环境进行博弈的惯性。毫无疑问，从经理人的理想状态出发，现实环境总有不如意之处，需要加以改进；国人对从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应当给予更多的包容。然而这同时需要企业家自重，在国人对选购国产奶粉不放心等市场信心不足的现象面前，经理人也需要进行深刻的反省。“毒胶囊”事件曝光一周年之后，针对社会信任未恢复的问题，有专家追问道：为什么存在质量缺陷、明显低于成本价格的空心胶囊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什么那些看似很能赚钱的药品企业为了降低那么一点点成本，甘愿冒制售假劣药的风险？为什么制药行业的潜规则在许多地方都存在，能够长时间规避监管部门的监管呢？类似的问题显然不能总是以政策的让步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