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工农革命干部、西安市原第七区区委书记、区长郝伯雄 一张由周恩来亲笔签发的任命书， 一方陕甘宁边区政府赠送“劳动英雄”的“马栏绸”手帕…… 七一前夕，在进行“党旗下的不朽风采”专题采访过程中，无意中发现的一组解放前后的老照片引起了记者的浓厚兴趣。 根据1958年12月1日填发的一张工作证照片上登记的内容，它的拥有者叫“郝伯雄”，时任西安市冶金机电工业局局长。 通过探询，记者惊异地发现，已于1974年去世的郝伯雄（原名郝克杰），曾是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英雄，解放后，历任西安市第七区区长、区委书记、西安市企业局副局长等职。 而让记者感到兴奋与激动的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家族，一段被岁月尘烟模糊的历史，也随着采访的深入，渐渐地显露出来。 郝伯雄的弟弟，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少将范明将军（原名郝克勇）。 而他们的父亲，郝鹏程，曾经是与杨虎城结拜的兄弟。 源于陕西省临潼县栎阳镇郝邢村的郝氏家族，用自己的传奇经历，见证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轨迹。 岁月无迹，青史有痕。 郝氏兄弟留下的，是一笔无比宝贵的革命遗产——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大无畏的英雄气慨、扎根工农的阶级意识、无怨无悔的党员觉悟。 郝伯雄，这个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艰苦备尝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抑或是备受迫害的文革岁月，都能不怕牺牲，坚持原则，关心群众，做好党交给的一切任务的“工农革命干部”形象也跃然眼间。 一方珍贵的手帕 西安东关景龙池一所老宅院的客厅里，一摞泛黄的信件在老旧的方桌上摊开来，解开了历史的尘封，散落出几多遗物，几多思念。 革命风雨几经年，出生入死打江山。 心志光明同日月，建功立业在人间。 长安人哭哀声震，天雨雷鸣白雪翻。 空有浪涛伤心泪，神鹰飞天永不还。 翻到这首1974年养父去世，战友们题悼的诗句时，71岁的陕西杨虎城进修学院原院长郝东政不禁有些激动起来。 在父亲的遗物中，有这样一方手帕，质朴的白色，“马栏绸”质地，朴厚凝重的“劳动英雄”四个红字位于手帕左下角。再上面，行云流水般题着 “赠给郝克杰同志”。右上角，一幅头像微笑着凝视前方。 “这是父亲当年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获得的奖状。1982年父亲平反时，组织上从档案中提出交给了我。”采访中，郝东政（郝伯雄是其养父，范明将军是其生父）对记者说，从那时起，围绕这方手帕的诸多疑团就萦绕在心头。 通过请教专家，左上角有两个红字确认是“瑞龙”。地名，人名，或是另有寓意？ 右上角头像很像毛主席，但众说纷纭，猜测颇多，其出处何在？ 今年4月，他利用去革命老区旬邑县马栏镇的机会，深入考察，多方请教，积年疑滞，豁然雾解。 “据分析，‘瑞龙’可能是当时的边区生产部长刘瑞龙同志的简称。在博物馆我发现有一幅毛主席与习仲勋同志的合影，手帕上的毛主席像即来源于此。”郝东政说。 对细节的偏执不是简单的好奇心理，这是对父亲的深切缅怀，更是对那段流金岁月的崇高致敬！ “四三年呀么呼嗨， 大生产呀么呼嗨， 边区的男男女女唏哩哩哗啦啦索拉拉呔， 齐动员呀么呼嗨……” 1943年下半年的一天，南泥湾红旗招展，荒山秃岭上歌声嘹亮，这里正进行着一场开荒竞赛。从延安、三边、马栏、陇东各处来的各路英雄济济一堂，挥动着镢头，个个生龙活虎，奋勇争先，土地像海水翻浪般向两旁分开。 贺龙司令员、王震旅长和各团首长都亲临现场指导。马栏县的劳动英雄代表郝伯雄也光荣地参加了这场大比武。 郝伯雄，1909年生，1916年至1924年，在本村私塾上学。1925年辍学，当过学徒。后到潼关税务所工作。他的父亲郝鹏程是著名爱国人士杨虎城将军的磕头兄弟，1936年因参加了西安事变，在一个深夜被国民党顽固派绑架，并将家中财物抢走，这加深了郝伯雄对国民党的仇视和痛恨。 1938年10月，经其弟郝克勇介绍，郝伯雄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参加革命，一生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重大转变。他随即由组织选派到延安抗大参加学习，1939年在安吴青干班参加开荒生产。1941年5月，郝伯雄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下半年调赤水县政府任三科科员。1942年在赤水县因学习积极、成绩突出被评为学习模范，受到县委宣传部的奖励。 劳动英雄郝树才的孙子郝志斌清晰地记得爷爷讲述的当天竞赛情景，天快黑时，比赛结束了，经过丈量，南泥湾三五九旅的劳动英雄郝树才开了四亩三分地，创全区军民开荒最高纪录。郝克杰开了四亩两分多一点，紧随其后。郝树才笑着对郝伯雄说：“你是关中地，我是陕北地，我要到关中翻地怕不是你的对手了。”郝伯雄爽朗地笑着说：“反正都是郝家兄弟得了‘气死牛’英雄名，你得我得都一样，回去喝酒去。” 1943年11月29日，是郝伯雄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来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参加中央对劳动模范和劳动英雄的授奖招待大会。下午三时，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登上了主席台，由任弼时主持会议，毛主席讲话，号召农民组织起来，解放生产力，支援前线，坚持抗日胜利，打破蒋介石对边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封锁。 中央当场奖励给郝伯雄这条边区织布生产合作社生产的手帕，同时还赠给他毛主席著述的《论持久战》《游击战》等书。这一历史画面，在延安革命博物馆一幅壁画上得到展示。 浴血麻家掌 解放战争开始后，郝伯雄先后任关中军分区供给部协理员，独立大队队长，后晋升独立营营长。他和战士们打成一片，经常和战士们谈心、聊天，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警卫员王双印刚参加革命不久，恋家心切，又不识字，心里很苦闷。郝伯雄知道后，反复和他谈心，拉家常，讲革命的道理，最后使他坚定了革命信念。 王双印回忆说：“他每天教我五个字，又叫杨干事为我抄写‘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和《东方红》歌词，让我唱着学字。四九年底我写了一封家书经他修改后寄回家，全家非常高兴。” 在狼烟遍地的战争年代里，郝伯雄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显露无遗。神枪手张机慧讲述的一次阻击战的故事更是充满传奇色彩。 1948年初，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关中地委专署司令部正在窑洞里召集军事会议。傍晚时分，马步芳的一支骑兵突然降临，新四旅蒙定军司令员立即让把油灯吹灭，命令独立营营长郝伯雄立刻返回营部驻地，在麻家掌阻击这支骑兵。 郝伯雄返回营地后，布置了一个机枪连、一个长枪连，利用地形优势安排了三道防线，下定决心，打一场硬仗。 早上太阳出来了，敌人的第一波马队几百人，光着膀子，挥舞着马刀，狂叫着冲过来，极为凶悍。郝伯雄沉着应对，命令狙击手瞄准射击当官的，解放军机枪、快枪齐开火。从早上打到黄昏，敌军尸横遍野可就是过不了这道关。 清扫战场时，只见郝伯雄挂着的水壶和帽子，被子弹打穿了几个洞，水壶还滴着酒，他风趣地拿下水壶，让酒滴在嘴里，唱起秦腔戏。 “为王的打坐在营门前……猴崽子，让你看看马王爷几只眼，还敢轻狂不轻狂？” 由于指挥得当，各连重伤的有十几个，轻伤百余人，但没有一个牺牲的，郝伯雄高兴地说，真是绝地逢生啊。 在郝伯雄的身上，始终洋溢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一次战斗中，我军得到消息，耀县国民党大队长杨振忠想带兵起义，但无法和我军接头，郝伯雄当时并不知道消息是否属实，他冒着生命危险前去接头，促使杨部起义。 1948年在支前工作中，由于组织积极得力，工作成绩突出，地委、专署、司令部联合通令嘉奖为郝伯雄记功。 郝伯雄坚持党性原则，严守组织纪律，据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出版的《西安党史人物从书》记载，1949年4月，郝伯雄随军到三原县，任三原军管会领导成员。他带队到于右任家里执行任务时，饲养员发现了一根银针，为了给马看病方便，便将银针带回了部队。晚上，郝伯雄知道了，严厉批评了他，带着这位战士到于右任家里送回银针，并赔情道歉。 把“难民坑” 变成“翻身坑” “父亲口才很好，群众大会上做报告从不用讲稿。”在郝东政的印象中，父亲擅长演讲，而且使用的全是朴素、生动的工农语言，素材信手拈来，风趣幽默，感染力强烈。 西安解放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任命郝伯雄为西安市第七区人民政府区长、区委书记。郝伯雄到任后，及时摸清底子，了解群众、干部的思想情况，结合本区的实际，积极地向各界人士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郝东政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在七区的一个大讲台底下，群众黑鸦鸦的一大片，父亲在做一则进城后如何认识城市的报告时，随口讲了年龄尚幼的郝东政拿一个铜板买杏时懵懂无措，以及想直接越过玻璃拿东西的小故事。 “娃么，就没有见过城市是这个样子的，隔着玻璃就取东西去咧么，拿不上么！”形象、贴切的描述引得台下哈哈大笑，也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从思想上尽快取得转变的必要性。 解放初期，区委、区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开展镇反斗争，支援抗美援朝。通过努力，七区的政权建设和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工作中，郝伯雄从不摆领导架子，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一块儿工作，一块儿在机关食堂吃饭，从不搞特殊化，生活简朴。 “他是一个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警卫员王双印在回忆笔记中说，有这样一件事让他印象深刻。 1949年九十月间，阴雨连绵，东关八仙庵门前四五百米的街道上积水成灾，汪洋一片。郝伯雄闻讯赶到现场，卷起裤腿，拿着铁锹立即投入抢险排水。在他的带领下，群众争先恐后地拿起工具进行挖坑、放水、填路，很快就解决了这里的水灾，而他自己却淋得全身湿透。 通过一系列艰苦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东关的环境发生了巨变，东关地区的群众称赞他：“郝区长把我们的‘难民坑’变成了‘翻身坑’”。他还经常夜里亲自带队巡逻，抓匪、抓盗，加强全区的保卫工作，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感。《群众日报》专门发报道表扬他是模范区委书记。 1950年，西安百废待兴，但国民党特务的活动依然很频繁。一天晚上，郝伯雄下班后，一个人途经面王巷时，借着暗淡的街灯，突然发现有一个头戴礼帽，穿着绸缎大褂的人鬼鬼祟祟地尾随在后，他就机警地拐进一家面馆，这个人也尾随进来。面对来者，他借着点饭的茬口，凭着自小练就的洪拳，出手如电，将其制服，并从这个人的身上搜出一把左轮手枪。经审讯，这个人是国民党派来暗杀他的特务。真悬啊！是机警和勇敢让他顺利躲过了暗杀！ 在工作中，郝伯雄一丝不苟，掌握政策，处理问题以劝导、说服为主。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一位茶叶店的老板偷税、漏税，郝伯雄了解情况后，找这位老板谈话，没有拿政策压他，而是感化他，使这位老板受到了启发和教育，承认了错误，老板感谢他并给他送了一把卷烟，他婉言谢绝了。 “革命不能爱钱，爱钱不能革命，二者只能选其一。”郝伯雄常这样严格地教育干部。他从不参加资本家们的请吃请喝，在同资本家的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资本家对其又是害怕，又是尊敬。由于他的严格要求，三反五反期间，七区无干部犯案。 郝伯雄廉洁奉公，严以律己，对子女严格要求，不因自己是领导而对他们搞特殊化。 “我是他的儿子，只是因为有病才唯一一次坐过他的汽车。”郝东政不无感慨地说。 西安现代工业史上的 经营奇才 企业设备简陋，生产技术落后，经营管理不善，不计成本、盲目生产，职工缺乏教育、不时怠工…… 1953年5月，郝伯雄调到企业局任副局长，局长由西安市市政府领导兼任，郝伯雄全面负责日常工作。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错综复杂、枝节横生的烂摊子。 郝伯雄一生遇到过很多困难，但这次的困难非同以往，在解放后工业基础落后、薄弱的严峻情况下，它更考验领导者对工业结构的深入理解、对企业管理的科学认识。 此时，企业局刚成立，管理国民党留下的几个面粉厂和大华纱厂，接收了搪瓷厂、煤矿机械厂等45家企业。 郝伯雄深入车间了解情况，多方座谈，“一面生产、一面整顿，稳步发展的初步改造方针”在他的脑海中逐渐成熟。 他雷厉风行地对工业结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 对产品急需且有发展前途的企业，精简冗员，增加技术人员，进行适当扩建和新建；行业相同、管理不合理的予以合并或撤销。原来接管的企业停办10个，将4个单位移交出去，其余31个经整顿后合并为28个。 重人才，增设备，挖潜力……一系列企业内部管理改革举措相继推出。 “采用优者，贤者先上”，一批批的优秀人才涌现出来，职工生产积极性被激发，主动献策献力。 工人中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劳动竞赛，同时加强培训工作，从而产生了惊人的生产效率，当时的第二砖瓦厂对新型模具进行了改进，每台车仅修瓦工就减少7名。 在群众的眼里，郝伯雄思路准，胆子大，目光远，经过他的运筹帷幄，西安老旧、落后的工业发展面貌在短时间内得以神奇地扭转： 重工业、轻工业、纺织业、化工业等形成了一定规模； 水利机械厂、锅炉厂拥有了多种新设备； 农药厂、氮肥厂、化肥厂发展迅猛，积极支持了农业生产……
“你对西安的工业作出了贡献。”市长赵伯平到企业局视察时高兴地表扬了郝伯雄。 1959年，西安市已初步具备了发展现代工业的基础。西安市成立冶金机电局，任命郝伯雄为局长。这期间他曾当选为西安市委候补委员和西安市第一届、第二届人民代表。 天有不测风云，1959年，郝伯雄的弟弟，范明将军被错误地划定为“范、白反党集团案件”主要成员，从西藏押送回陕西时，经省委有关领导同意，郝伯雄接弟弟回老宅暂居。分别多年，终于会面，兄弟二人抱头痛哭。郝伯雄一生耿直，心里想不通。就油印了材料，向中央申诉弟弟所受的不白之冤，但却被认定为没有和范明划清界线，陕西省委给他党政处分，被蒙冤定为“反党分子”。 尽管受到错误、不公正的处理，但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依然全身心投入工作。 在他手下工作过的老员工至今仍津津乐道于郝伯雄对一家企业奇迹般的挽救。 1964年，郝伯雄到玻璃厂任厂长。走进玻璃厂，一切看着令人心寒，厂内一片狼籍，仓库货物积压，没有资金，人心涣散，到了名存实亡的境地。 他带领大伙先是清扫卫生，使环境焕然一新，然后亲自推上车子和职工一块去大街小巷推销产品。 职工们惊诧的是，一个被行政降级、遭受不公的干部为何仍怀着火一般的工作热情？更令他们难以想象的是，在他的管理下，积压产品很快就销售出去，有了周转资金，企业不到半年时间就扭亏为盈。 郝伯雄出众的经营管理才能加之对党的事业的无怨无悔、大公无私的精神，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尊敬，群众亲切地称他为“工农干部”。 公道自在人心 在后辈的印象中，郝伯雄身体偏瘦，但人很精干，声音宏亮。 ”走路像一阵风，我们有时赶也赶不上。”郝东政的老伴张惠霞回忆说，郝伯雄虽然身为高干，但回到家里同样闲不住，经常亲自打扫院子。 “他过年还下厨做饭，蒸馍、做红烧肉，这些我都是跟他老人家学会的。”张惠霞笑着说。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回到家后，郝伯雄先是细心问候过老人，然后才坐到院子里的躺椅上休息。 院子里的空地上，是郝伯雄带领孩子们栽种的蔬菜、花卉、松树，花朵混着泥土的芬芳令他感到踏实、轻松，诸多压力、迫害带来的烦恼也因为劳动及家庭生活的愉悦而抛诸脑后。 家人递上一杯酒，顺便炒上两个鸡蛋端上来，可还没吃上两口，早被几个嘴馋手快的孙子辈一扫而光了。 “他喜欢娃儿，喝着酒，看着孩子们，内心甭提有多高兴。”张惠霞回忆说。 在郝东政的眼里，父亲无论于公于家，都是最大公无私的。他对子侄辈非常照顾，不但来西安的学费他全部负责，谁有了病他会及时过问。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虽然早已分了家，但他还是把有限的食物细心地分给大家，自己却饿得浮肿了。 1974年11月，郝伯雄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四医大，亲人、战友们为寻找特效药品跑遍了整个西安，电话、电报打到了大江南北，可这一切都没能挽回他的生命。 11月4日下午7时，郝伯雄睁着眼睛，挣扎着要说上最后一句话：在我的眼镜盒里，还有许多受托办事的纸条，孩子你帮我把事办完，千万不要忘了，党给我平反的那一天，要告诉我啊！ 壮志未酬、撼事连连，怎能瞑目而去呢？ “就在此时，立冬时节的西安忽然反常地雷鸣电闪，下起了大雨。”郝东政黯然回忆道，这真是天也哭，人也哭。 追悼会这天，省上的、市上的老干部来了，亲朋好友、百姓老乡、老战友来了……，礼堂内外站得都是送葬的人，足有几千号，大小汽车从市委一直摆到陵园路，至少也有百十辆。花圈布满了礼堂的周边，其中有一个高达四米的大花圈，是工人们自发编织的。 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这就是“红卫兵所说的走资派、反党分子、反动路线的代表”吗？这样的坏人能干革命？革命能成功吗？ 老红军柳尚礼回忆说，这次葬礼，我是永远忘不了的，一街两行站满了送葬的人们，车队在人群夹道中缓缓而行，有的人拉着车上的黑纱飘带喊着、哭诉着：郝老，你别走啊！我还有多少话要对您讲哪！ “在那个正邪不分的文革时期，使我相信了一个真理，公道自在人心，百姓心里有杆秤。”柳尚礼说。 “父亲对待党的事业的忠诚以及他的乐观主义精神始终激励着我。”郝东政说，尽管“文革”中自身也遭遇了诬陷和迫害，但他每想到父亲为人处世的态度，都能坦然处之。他还经常鼓舞其他受到迫害的朋友坚持下去，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1982年6月份，人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九泉下的郝伯雄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西安市纪委下发20号文件，给郝伯雄下了平反决定的通知。并批准家属的申请，在西安市烈士陵园举办告慰英灵、错案平反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