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临时工执法管理成为基层的一种普遍现象，其负面影响也越来越突出。执法的“临时工”，也可以上溯到古代。今日公安和城管，类似于古代的“衙役”，在古代，“衙役”是一项义务，由老百姓轮流、无偿承担。宋朝王安石改革，将一部分由老百姓承担的无偿徭役，变成了雇役，老百姓出钱交给政府，政府拿出其中的一部分，向社会雇佣一些乐于从事此种工作的人出力跑腿。到了清朝的时候，这类活计基本都是雇役，不再向民间强行摊派了。这种雇佣制、长久化的做法，符合执法专业化的趋向，本来是一种进步。但是，因为衙役职业化了，从业者反而多为社会无赖之徒，盘踞衙门，鱼肉百姓，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大量“临时工”加入衙役队伍，危害更为深重。 按照清朝的规定，州县政府衙役的数量是相当有限的，一个县正式定额或者说编制，以八十名为限，但实际人数远远超过定额。超出定额，并不在编制之内的衙役，叫做“帮役”或“白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临时工。据历史记载，一个正式的名额下，一般有三四名“帮役”，一些州县仅“白役”就有上千人。按照周保民在《清代地方吏役研究》中的估计，清朝全国地方吏役人数当在两百万左右，其中大部分是“白役”即临时工。 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需要有更多从事社会管理的人员。一个数万人到数十万人的县，如果从事治安司法征税的人员仅仅数十人，可能真的无法满足需要，在编制被定死的情况下，招收临时工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最为关键的是，从事衙役这类被认为是贱役的活计，实际上有很多实在的好处，吸引了一些游手好闲的地痞无赖，争做衙役，编制容不下，就宁作临时工。表面看，衙役尤其“帮役”的薪酬待遇是非常低的，正式只有一种叫做“工食银”的报酬，一年的平均水平仅仅是6两银子，其购买力相当于今天一两千元人民币。而不在编制的“白役”没有正式报酬。因为衙役胥吏这种活计，是为官府打工，官府这张虎皮含金量很高，只要善于使用，都可以随时变现。官府既然不能给衙役们正常的报酬，那么，就默认、允许甚至放纵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无论催粮收款，还是办理刑事案件，都是敲诈勒索的绝佳机会。包括“帮役”问题在内的衙役虚吏为非作歹问题，清朝很多思想家提出各种解决的建议。如黄宗羲建议恢复古代的“差役”，废除雇役，即由老百姓轮流当差，差事结束后仍回归田里，这样，如果一个人当差的时候欺负了别人，那么，以后别人当差的时候也会欺负他，“知我之今岁致难于彼者，不能保彼之来岁不致难于我也”，怕以后被报复，不敢作恶。黄宗羲还认为，轮流当差的乡民“伎俩生疏，不敢弄法”。黄宗羲的建议似乎有理，但是与执法者专业化的方向不符，无法实行。黄宗羲还建议用读书人即士人充当衙役胥吏，以提高衙役胥吏的素质。而顾炎武则认为应该制定编制，淘汰冗滥，他认为，一个职位多达六七人共充，“若不生事端，何以为活？”也有人认为应该增加他们的工食银，提高待遇，并且给予出身，也就是表现好的，可以选拔当官，由正面激励促其奉公守法。这些建议，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古代衙役及其临时工“帮役”中存在的问题，今天的公安城管中不但仍旧存在，如编制不够，执法者素质低下，野蛮执法等等，而且有些可能更加严重，更有时代特色。古代编制外的“帮役”基本上没有报酬，他们只有在执法活动中，通过向被执法者勒索好处以解决自身的生存需要。今天，执法机构的临时工由于待遇低，政府给予的经费少，便允许他们通过乱罚款，乱收费和没收创造收入，自谋财路，甚至制定罚款没收指标，根据完成指标情况予以提成奖励。这种做法，迫使执法的临时工为创收而违法，甚至吸引了一些素质低下的不法之徒挤入公安城管队伍之中，利用政府名义，谋取不义之财。一些管理者不但放纵临时工的野蛮执法，甚至认为这些充满暴力倾向，以拳脚执法的临时工是刁民的对手，敢打敢拼，能够吓唬老百姓，出了事则开除了事，重新召开新人，成本极低。这是今日基层政府乐于使用临时工的重要原因。基层政府的城管警察等，与老百姓最近距离接触，其执法行为与老百姓人身权，财产权密切相关，这种特点要求执法者要有法治精神和文明素养。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这些执法者不但素质低下，甚至是根本没有执法权的临时工。从提高执法水平，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高度依赖临时工的管理方式，应该彻底改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