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专题:《华尔街圈钱游戏的真相:诚信的背后》
基金评级公司利宝分析服务公司①的迈克尔?利宝说,这些警告同样适用于共同基金。1 728只股票、债券和平衡型基金中,有475只投资了衍生产品,金额有几十亿美元。然而,基金向持有人公布持仓情况时,这些仓位“似乎奇迹般地消失了”。政府法规禁止共同基金利用财务杠杆借贷投资证券。尽管如此,一家华盛顿的基金研究机构公布的资料显示,共同基金不但持有价值75亿美元的衍生产品(占总资产的2.31%),而且持有15亿美元的结构性票据,前面提到过的PERLS就是其中的一种。举例来说,富达基金公司的资产管理基金有100亿美元的资产,1993年第四季度,其中的8亿美元投资于结构性票据,包括对芬兰、瑞典和英国利率的杠杆赌博。有一种加拿大利率票据的杠杆系数是13倍,上一年它的收益率是33%,但是1994年的头四个月,同一张票据却下跌了15%。更糟糕的是,基金研究机构似乎根本不知道PLUS票据的存在。 自然,在1994年4月12日之前,为衍生产品辩护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事实上,这些声音一直延续至今。富达基金公司的运营副总裁表示:“共同基金经理是为相对保守的投资者设计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前任法律顾问乔安妮?曼德罗更是语出惊人:“我不认为更多的监管是必要的,因为我不相信严密的监管能使市场更加有效。”

国会早在第一起亏损案被公之于众之前就已经作好了准备。就在同一天,民主党议员亨利?冈萨雷斯,当时的众议院银行、金融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提交了他准备的衍生产品议案。他的议案包括针对衍生产品投机征税的建议和将“不正当管理”衍生产品的行为非法化的立法。民主党议员爱德华?马奇和其他人也加入了战斗。马奇的办公室宣称,马奇“一直对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感到忧虑,尤其是市场参与者已经从有经验的金融中介机构和财富百强公司扩展到了小型的、缺乏经验的终端用户,包括公司和地方政府”。4月6日,马奇表示他对衍生产品和股票、债券市场波动之间日益上升的关联度感到忧虑,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衍生产品进行更审慎的研究。共和党议员吉姆?利奇警告说:“人们不得不为衍生产品合约和公司规模之间的关系而担心。”他认为“所有公司董事都应对此负有责任”。冈萨雷斯的议案最后总结说,国会对这一热门政治问题“不能坐等灾难的降临,我们应该显示出美国在金融问题上的领导地位,采取积极的态度”。 第二天,4月13日,众议院银行委员会召唤乔治?索罗斯就衍生产品的危险性进行听证。索罗斯生于布达佩斯,是管理100多亿美元资产的量子基金的经理人。他如果不是世界上最精明的衍生产品专家的话,至少是最有钱的一个。量子基金在它25年的历史中一直是公认的世界上表现最好的基金。 索罗斯表示:衍生产品的激增给投资者带来了特别的危险,“众多的衍生产品充斥市场,其中的一些十分复杂深奥,以至于最老练的投资者也可能无法正确理解相应的风险。”他认为某些衍生产品的设计似乎是为了使公司投资者能够进行通常不允许的赌博。他警告说:“某些工具能够带来异乎寻常的收益,原因在于它们同时也会导致血本无归。”他还预警了市场崩溃的危险,届时为了保证金融系统的完整,监管当局需要进行干预。他最后的结论多少带点乐观性,认为“近期没有市场暴跌的危险”。 然而就连索罗斯也无法说服国会通过任何限制性的法案。最终,所有提案都失败了。索罗斯也好,冈萨雷斯、利奇和其他人也好,他们面对的是激烈的竞争。据估计,仅仅在过去的两个选举期,立法者从银行、投资公司和保险公司得到的赞助就有1亿美元之多。 很明显,更多的衍生产品灾难会接踵而至。爱姆科风险管理咨询公司的董事总经理罗伯特?巴尔多尼评论说,“有迹象表明会有新的衍生产品披露法规出台”,但是在此之前,“很好的机构中也会有人做很坏的交易,而公司并不完全理解这些交易”。还是4月13日这天,添惠公司①的分析师保罗?马奇对外称:“很快就会有许多公司高呼衍生产品是残忍的谋杀,宝洁不会是唯一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