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或因新闻淡季，每年春节后一段时间内，媒体上充斥各种回乡散记。
最近看了几篇，觉得内容大同小异：先承认故乡楼盘林立基础设施迅猛发展汽车走进寻常百姓家没出来奋斗的同学收入并不比自己差，再叹息故乡的小河已由昔日水清沙幼变得混浊不堪（其实凭良心讲肯定比十年前要清多了）人心不古逐利争名同学聚会言语乏味价值观撕裂，最后轻车熟路得出结论：故乡已经沦陷，中国已经走到十字路口，再不改十分危险。 知识分子本是船上的瞭望员，当大家都挤在温暖的船舱里看春晚时，只有他们还苦苦守在冰冷的舷头寻找隐隐的冰山，书生诚意十足可敬，但这个世界既然有他们认为理所应当的应然，那一定还有他们未必批评对了的实然。 我的故乡在西安灞桥白鹿原下，解放前，因这儿的子弟出过不少黄埔军校毕业生以及各级伪官吏，以难管出名，于是被称为“小台湾”。解放后，此地农民营生是给城里供应蔬菜，所以，“文革”时，白鹿原上靠种粮为生的农民一个工分才一毛钱，而这里的农民一个工分已经到了一块。所以，上世纪60年代，虽然这里建了许多工厂，但选择当工人的并不多，大家看不上这点工资以及工厂化管理对他们的束缚。 城乡接合处往往是利益最错综复杂的所在，种种关系中，农民之间的权利之争又是最基础和最普遍的冲突。 1987年，国家民政部、人大法制委、国务院法制局几家联手共同制定了村委会组织法，以试行的方式通过，10年后该法得以正式通过。于是，整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每次回乡，听到的故事多围绕选举而演义。而我的三爸（也就是三叔），也曾是系列传奇故事里的一个小主角。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初期，对于竞选大家都无经验，受了多年与人斗其乐无穷教育的乡亲，就像早年北京观众看拳击赛时喊的口号是“打死他，打死他”一样，无论三爸还是他的竞争对手，都抱着鱼死网破的决心拉开架势，结果几番超限战打下来，皆精疲力竭，最终一天深夜，三爸家的院门被人用炸药包掀上了天。 此次回乡，又逢各村村委选举结束，但与当年相比，人们谈论的热度明显在降低，而且听到的解决方案也较当年文明不少。 在农村竞选村主任，需要用钱买选票，这已是半公开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出钱就能买到选票，利益的平衡是多方面的。三爸本想参选，但经过与各方谈判，村内几大家族达成默契，称只要他退出可以考虑让他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弟以后出来竞选。 三爸知难而退，但仍然在村口贴出了自己的竞选纲领“如果我当了村长会怎么样”，于是竞争对手无形中感到压力，不仅加大了买选票的价码，给钱同时也作下承诺,“老三在村口写的，我也一定能做到”。虽然这事怎么看怎么都像是杜琪峰电影里的桥段，但至少在我的故乡农村基层选举确实已经告别了炸药包时代，用谈判并购掉竞选对手掌握的选票已经成为我听到的最主流解决方案。 与存在于农民内部之间的选举相比，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大潮才真正让农民感到失去了存在感。不幸，我的三爸这次又首当其冲。在他屡次组织村民对征地款的数量级表示不满后，终于在某天，他被陷入了一场预先组织的斗殴事件。这次他险些被送去劳教。虽然最终在关押数日后被捞出，但经此一役，三爸很是消沉了一阵。 近年回乡，我发现城市化运动相较以往更加如火如荼，但在游泳中学游泳，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解决冲突的方式也不再像以往那么激烈，有着更多政策依据及法规指引的政府与有着共同宗族背景共同土地利益的农民，都在努力学习用商业方式来达成协议。 作为与征地项目方的谈判代表，三爸要求每个卖完地的人必须要对内公开各自的卖地价格，“政府给每人的价格都不一样，说到底就是钱的事，犯不着闹得太历害，但也不能在钱上吃亏。”虽然大家也都知道，“一亩地给我们七八万，圈几年卖给开发商就是几百万”。 正月初三，我在三爸家吃完臊子面，想出来解手，来到院外，这里停了三爸自家以及来拜年的女婿们的多辆汽车，把偌大的院子挤得让人只能侧身而过，但同样，如同关中许多农村一样，这里没有抽水马桶，解手仍然只能去卫生状况极其让人作呕的所谓旱茅厕。 看着这个场景，我觉得这就是当下真实的中国农村，说它依然落后或者有着可喜的进步，都可以，关键是你看到的是哪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