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代表性漫画风光五十年,抄袭公案陈年未果:一个老夫子,两种



     2013年,是香港著名漫画家王泽的漫画《老夫子》问世50周年(王泽原名王家禧,发表漫画时以长子王泽之名为笔名,《老夫子》现由王泽继续经营)。《老夫子》被誉为“最具生命力的华人漫画”,一系列相关的庆祝活动早已展开:完整集结出版王家禧的手稿,在台湾推出限量版《老夫子年代大全集》珍藏版套书,在香港举行“老夫子怀旧展”—女星张可颐出席开幕仪式时还扮演了《老夫子》中的“陈小姐”一角。

  一部华人漫画风行五十年,可算文化奇迹,但不为人知的是,“老夫子”这一漫画形象涉嫌抄袭公案多年。早在2001年,“老夫子”就被指最早诞生于解放前的天津,作者名叫朋弟(原名冯棣)。这些年来,虽然京津两地文化界陆续做过一系列“为朋弟不平”的活动,但依然不能扭转“朋弟种树、王家禧摘果”的事实。王家禧父子方面则一直对这一质疑采取躲闪回避的态度。

  香港内地先后揭发抄袭

  1963年始,王家禧以长子王泽之名作笔名,在香港的报章杂志上发表“老夫子”系列漫画,主要角色有老夫子、大番薯、秦先生、老赵、陈小姐等,大受欢迎。1964年,香港吴兴记书报社发行《老夫子》单行本,之后又陆续在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等地出版单行本和套装,《老夫子》还被不断改编成电影、动画片等,风行至今。

  1992年,香港出版人彭志铭(现在香港经营“次文化堂” )主编一本名为《漫画读物》的评论杂志,某天他忽然接到北京朋友寄来的资料。资料证明,香港著名漫画《老夫子》抄袭三四十年代天津老漫画家朋弟的作品。“我们一看,不得了,因为真的很多证据。”彭志铭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

  彭志铭随后将资料悉数发表,得到的是小王泽的否认:“他还说我们是不对的、说谎的。”彭志铭说自己还看过王家禧给台湾《皇冠》杂志做的访问,追述自己如何创作老夫子的过程,“他每一句都说谎”。

  1996年,作家冯骥才发现港台和海外竟然流行一部似曾相识的“老夫子”。冯骥才出生于天津,知道三四十年代的天津有过一个“老夫子”形象,作者名叫朋弟。1999年,冯骥才正式在天津《今晚报》上发表文章《朋弟的“老夫子”与王泽(即王家禧)的“老夫子”》,向世人明确说明:“老夫子”最早是由朋弟创作的,王家禧的“老夫子”是抄袭。

  文章详细记录了自己发现王版老夫子的始末:“1996年我从埃及回国途经新加坡的时候,在书摊上到处可以看到一种名为《老夫子》的漫画图册,经友人介绍才知道‘老夫子’已经享誉四海。但是,这个‘老夫子’已经不是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天津漫画家朋弟的手笔,作者名叫王泽!我曾看过天津老漫画家黄冠廉的文章,指责这位自60年代起在香港发表了大量关于‘老夫子’的漫画故事的王泽,有剽窃朋弟之嫌,并且在香港《漫画读物》上用文字来表达心中的愤愤不平。王泽生在天津,原名王家禧,50年代在文化宫做美术干部,60年代到香港,开始在报端发表题为‘老夫子’的漫画故事。后来我翻看了王泽的《老夫子》,可以断定,在人物造型与性格设计上, 王泽确实搬用了朋弟的‘老夫子’、‘老白薯’等所独创的漫画人物。何况连名字‘老夫子’也是人家朋弟的!”

  1999年底,藏书家姜德明也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漫画》第六辑中发表《朋弟的“老夫子”》一文,指称香港“老夫子”是抄袭。2001年5月9日,《中华读书报》又发表谢其章的文章《谨防“漫坛赝品”》,持同样观点。

  王家禧的风光与朋弟的凄苦

  朋弟原名冯棣,1931年毕业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艺术创作活跃时生活在京津一带,作品多发表于当年的报刊如《新天津画报》、《庸报》、《益世报》、《银线画报》、《三六九画报》、《一四七画报》等。朋弟熟悉社会底层,漫画具有很强的市井色彩。由他创作的老夫子是一位遗老形象,充满旧事物与新观念的冲突。冯骥才称:“及至50年代在北京琉璃厂和天津天祥商场的旧书铺,花上一两角钱仍然可以买到一本旧日的《老夫子》,可见当时发行量之巨,流行影响之广。如今京津一带50岁以上的人脑子里大都印有老夫子那个笑话百出的形象。”又据《天津通志:文化艺术志》记载,1944年,重庆举办过一场《纪想曲》漫画展,观展群众达20余万人次,周恩来也曾前往。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朋弟的连环漫画《老白薯》、《老夫子》、《阿摩林》等。

  随着时代变化,朋弟的创作环境也在改变。50年代后,老夫子的形象不再合适当时的社会环境,朋弟本人的创作也停滞了。1957年初,社会思想松动,朋弟画了一幅《白薯出土》,刊在《北京日报》上,但紧跟着开始“反右”,朋弟因此被批评,从此再不敢轻举妄动。1983年,朋弟孤寂地去世。

 香港代表性漫画风光五十年,抄袭公案陈年未果:一个老夫子,两种
  反观王家禧,他从60年代开始发表《老夫子》,70年代最受欢迎,80年代将漫画市场转战台湾。冯骥才这样概括王版老夫子:“虽然将老夫子后脑壳的发辫去掉,大腿加长了一些,还把老白薯的上衣换了一件,名字也改了一个字(把‘老白薯’改称‘老蕃薯’ ),但基本的形象和性格特征却与朋弟笔下的人物全然一样,这就是王泽之所为了。”“王泽是毫无疑问的抄袭,我觉得这样挺无耻的。承认一下原型来自朋弟的作品也没关系。他说他这个形象是原创的,但是我们都对比过了,帽子、坎肩、坎肩上那三个圆圈,全部都是一样的。”

  率先在香港揭发抄袭的彭志铭并不认识朋弟,但是他听闻朋弟的晚年生活凄凉:“70年代是王泽最风光的时候,但那也是朋弟最苦、最惨、最悲哀的时候。有人把香港的老夫子漫画带给他看,那时候他已经病了,又没有钱,看到王泽的漫画,一句话都没有说。我听了感觉很苦。”

  冯骥才甚至还在1997年见过王家禧一面:“我在大树画馆接待了一位来自海外的画家,他自称王泽。这位王泽先生说他曾在天津生活近30年,对津门感情尤深。谈话中才知道他居然就是海外《老夫子》的作者王泽。我当即问他:‘您认不认识朋弟?’他说:‘认识认识,很熟。’就此一句,随即便回避了这个问题。当时,我想到了黄冠廉先生那篇文章,并想起王泽在他自己的文章中一直讳言于‘朋弟’二字。为了避免客人难堪,我也跳开了关于老夫子的话题。”

  朋弟后人“支撑不起”

  2001年,冯骥才专门编辑并主持出版了《文化发掘老夫子出土—为朋弟抱打不平》一书(西苑出版社2001年7月版)。书中,冯骥才精选出已故漫画家朋弟一生中的各类艺术作品,比较分析了朋弟和王泽的各个人生阶段,对二种“老夫子”在人物性格、造型等方面的雷同之处做了详细论述。

  此书出版后,西苑出版社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杨宪金提出,按照原样出版一本《老夫子》,让关心漫画历史和朋弟的人掌握更确凿的依据。冯骥才赞同这样的想法,开始到处搜集朋弟作品。他的朋友曾在古玩市场发现朋弟的一幅水墨《老夫子像》。冯骥才在自己的画展上为观众和读者签名时,有人曾塞给他一个纸包,“说是送给我的礼物,还说这是你想要的”,冯骥才连那人的面目都没看清,回去打开一看居然是三本朋弟的原版原作:第一集和第二集的《老夫子》,还有一本是《阿摩林》(阿摩林为上海方言,傻瓜的意思)。综合这些资料,再加上冯骥才原本搜集的朋弟作品,西苑出版社最终得以重新出版朋弟的原版原作(西苑出版社2003年5月版),新版一律按照原版版式,内容不删不减,同时影印加刊了两份真迹手稿。

  从1992年彭志铭最早揭发抄袭到1996年冯骥才发现其中蹊跷,“《老夫子》抄袭公案”最终在2001年到2003年发酵,轰动一时。冯骥才这样分析这桩惊人的“抄袭公案”发酵多年的原因:香港和内地隔绝,信息不通,使得王氏钻了空子;当时的人没有版权意识,不知道也无力捍卫自己应得的权益。

  那么,最应捍卫《老夫子》利益的朋弟后人,今在何处?时代周报记者四处询问一个多月,一直没有结果。据为朋弟正名奔走的冯骥才和杨宪金说,他们也不知道朋弟后人的下落。

  冯骥才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当年自己为朋弟出书,在北京的西单图书大厦搞签名售书活动,和朋弟的家属确有见面,并且告诉他们,这件事可以打官司:“当时的感觉,他们的孩子没有经济力量,而且也是无人出头,感觉他们的性格都不是很强。我当时就有点感慨,朋弟先生恐怕是后代无人,这个冤枉可能要背下去了。”

  杨宪金如今已经退休,手上仍然有朋弟后人当年的联系方式,但是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联系方式已经都失效了,他曾托人打听多日,还是没有线索:“他们已经搬家了,电话也打不通。这些后人之间好像相互也不联系。”说起朋弟后人,杨宪金和冯骥才的感觉差不多:“感觉他们支撑不起来这件事。我和冯先生当时做了那么多工作,他们联系上这个联系不上那个的……。”

  时至今日,仍“不便回应”

  一边是朋弟寂寞去世,另一边是王家禧、王泽父子的《老夫子》一路风行。王家禧年纪渐大后,其子王泽接手漫画事业,开始给老夫子漫画灌注新的创作灵感,和新时代新事物结合:老夫子开始接触现代都市生活,遭遇堵车、逛百货公司。王泽也陆续尝试了跨领域的合作模式,除了被拍成电影、动画片,老夫子还开始代言广告,出现在食品、衣服和生活用品上。2000年,香港中国星电影公司联合导演徐克,拍摄了真人与3D结合的卡通片《老夫子2001》,谢霆峰、张柏芝主演。2006年,香港一份名为《悦读交享乐—全港学界悦读大行动二零零六》的调查报告指出,老夫子是香港中小学生最爱看的漫画。2007年,据《南方日报》报道,《老夫子》漫画是广州市小学六年级生票选最受欢迎的课外读物。2008年,王家禧的“老夫子”原稿成为苏富比拍卖公司的全球首件漫画拍品。

  时代周报记者联系王泽访问已近一个月,其公司给出的回复一直是“没时间”,而王家禧早已在美国养老,称不便接受采访。当记者引用媒体报道询问其公司公关人员时,对方回答:“这个新闻已经很久了,我们是不方便回应的。”记者一再询问有没有公司的官方说法,对方反问:“到底要针对什么澄清,解释什么?”最终,王泽公司的公关人员正式给出了邮件回复:“对于这陈年旧闻,我方不予回应。”

  彭志铭说,老夫子自上世纪80年代起在香港逐渐式微,随后转战台湾,抄袭之事“20年里都没有人在讲”。因为老夫子诞生50周年的种种纪念活动,《苹果日报》有记者就此事采访彭志铭。彭志铭当然重提抄袭之事:“那个记者很年轻,不知道这些事情,我立刻给他资料,然后在《苹果日报》刊登出来。”

  之后彭志铭收到反馈,《苹果日报》的报道让很多年轻的香港漫画人震惊:“研究以前漫画的人知道这件事。但是更新一代的年轻漫画家都是玩游戏机、看外国漫画的,比较少关注这个事情。《苹果日报》登出这件事之后,他们很震惊。因为一直有人说《老夫子》是代表香港漫画的,现在告诉年轻人这是抄袭的、不能代表香港漫画,这没有道德,我们不承认。整个漫画界都感觉很震撼。”

  冯骥才当年的秘书李健新也是天津老漫画的研究者,著有《天津二百年老漫画》。李健新认为:“王家禧一开始在天津的第一工人文化宫搞美术工作,他应该是知道朋弟老夫子的那三个人物,是受到影响的。他在香港画老夫子,我也看了,他的创造性劳动我也很欣赏,包括做动漫这些。他的思维也是开阔的。但是有个问题他应该承认,就是自己在创作老夫子上受了朋弟的影响。他一直不表态,含糊其辞,这就不够仗义,不够光明磊落。不捅破那一层窗户纸,让这事变成了永远的谜。是你的就是你的,这样干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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