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年来，关于改革的共识出现弱化趋势。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所说的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直至改革走到终点，促使包括政治、经济、法治方方面面的制度不断提升。但这背后有一个隐性假设，就是在改革完成之前动力始终存在。可现在看来，当渐进式改革推行到一定时候，经济取得成果，制造出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群体就会变成进一步改革的阻力，导致改革难以继续。 从这个意义讲，渐进式改革存在内在的逻辑悖论。比如，房地产等行业已经跟“官权力”结盟，这时候要对“官权力”阳光化，在政治程序上加以制约，必然威胁到已经建立起来的官商结盟的格局，因为这会直接威胁到自身的利益。他们更愿意维持现有格局，拖延政治改革。 动力与代价 现在为什么退休干部更有可能提出改革诉求？这说明部分在位的一些（当然不完全都是）既得利益者，更喜欢在不阳光、不透明、不被监督的环境中行使权力。在美国也是这样，总统和其他官员都不愿看到自己的权力受限制，不会主动推动限制行政权力的改革，只是他们受到美国三权分立体系的制约，没办法。因此反思起来，渐进式改革在最初有它的道理，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但由于其背后的逻辑悖论，到现在必须要改变。对中国而言改革是一个进行时。中国式渐进改革的结局如何，现在还不能完全判断。
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能成为整个社会绝对主流的共识，是因为那时日子没办法过下去了，但现在不同。相较于早期改革，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更加复杂，渐进式改革越往后阻力越大。现在的改革动力又如何呢？在我看来，最后可能难免以某种形式的经济危机为代价，触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一定是经济方面付出代价。没别的办法，人的本质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今天的中国，靠经济改革带来新增长和新社会福利增值，空间已经很小。如果其他领域的制度建设没有进一步变化，经济改革所能推动的事情并不多了。 而且，伴随着社会发展，如今政府机构也愈显庞大，呼吁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声音渐高。有消息称，中国新一轮的大部制改革势在必行。但我认为，在全国人大体系没有真正对权力监督制约之前，不要对大部制改革抱太大希望。过去的经验是，每次部委机构改革到最后都是机构更加重叠臃肿，否则公职人员的数量也不会随机构改革越来越高。所以，首先要推动的是权力制衡机制，推动政府部门体系之外的权力制衡机制。 这些年，报纸和其它媒体很少提到简政放权，这类词在过去八九年很少出现。说明什么呢？在缺乏制约权力扩张的机制下，政府在增加新机构，而不会减少什么机构，政府机构已经足够庞大。 企业的注意力 前不久有成立民企部的说法，千万不要这样。就像当年成立工信部一样，说起来很完美：为了促进电信高科技行业的创新和发展。但这个部门出来后，与其说是促进，还不如说是阻扰电信高科技的发展，因为它们推出那么多新的审批和监管程序，反而抑制了创新的灵活度和自由度，调配研发资金的举措在相当程度上，也把企业的注意力从创新转移到“跑部钱进”的路子上来。民企部如果成立，恐怕也会变成民营企业发展的阻力。 人们出于理想化的愿望，指望成立这个部、那个委，然后给这些新部委做明确定位和分工，尽管起初的权职定位很清晰，但成立之后就没有机构去确保这些部委是否运行越位了、是否权力扩张得超出初衷了。你不能只管它们的成立，而不管之后的运行情况，不盯住它们的权限和尽责。没有人盯着它们，它们当然会不断扩权，该做的不做，而不该管的又偏偏要管。 事实上，我们一方面在责备政府规模过大，管得过多，另一方面又过多依赖政府，担心没有政府管可能更糟。前一时期，我们做了调研，几十个学生在中国十几个省市做了大规模问卷调查，发现大多数人相信政府，相信政府能解决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和机会平等问题，这的确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对行政部门做事的满意度降到超前的低点；另一方面却把什么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什么东西都要政府管起来。 下一个十年 作为一个概念，政府是很抽象的，人们容易相信它的万能，至少从愿望讲是如此。可是，政府在现实中必须通过具体的官员来行使权力，而官员也具备正常人的缺陷，也有自己的私心私利。我们不能把政府和那些具体官员分离开来，把他们看成两回事。 稍微思辨一下，就很容易看到：你把资源、土地和行业的审批与管制权交给官员越多，就越对普通老百姓不利。交给政府的资源和管制权越多，就越对普通老百姓不利，越造成机会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因为那样的社会就越要靠关系，谁跟权力有关系，谁就能得到资源、得到审批，而普通老百姓最缺的就是关系。这样一来，官员管的东西和事情越多，普通老百姓的权益与机会受到的威胁就越大。最糟糕的局面是：人们对行政部门不信任、对官员不信任，同时又要政府什么都管。 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主要在于我一贯主张的土地私有化、国有企业民有化，还有征税权受到制约，根本性地实现减税、免税。通过这三方面的改革，还富于民，使中国经济朝着内需和民间消费驱动的方向转型。 目前外需不振、消费乏力，中国经济出现下行风险。如何看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问题？应该说，现在结构性问题很严重，很多学者都意识到，结构性问题必须要改革，但是，实际情况则是结构性调整、改变增长方式进展缓慢，某些方面反而倒退了。 中国经济以外需而不是以内需驱动，其实是渐进式改革的必然。从逻辑上讲，渐进式改革不会以产生内需的制度改革起步，而是在不改变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引进外需力量，由外需带动国内增长并松动既有利益格局。这样做就形成对外需的依赖而内需总是启而不动。而外需带来的早期增长培植了既得利益群体，增加了进一步改革的难度。因此，未来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必然要启动以“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为目标的体制性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