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西格蒙德8226;沃伯格于1939年4月成为英国臣民，这之后不到5个月，英国就面临它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军事威胁—威胁正好来自西格蒙德的出生国。他加入英籍，也是很矛盾的。英国收留了他，册封了他，但在某种程度上总视他为外人，并视他为金融城俱乐部潜规则的破坏者。他选择了英国，但总认为它已过了巅峰状态，是一个否认其没落的帝国。正如我们已看到，当考虑移居何处时，他开始时倾向美国，而非英格兰。处于衰落过程中的英国具备“内心平静、大国风范、泰然处之”的特点，这些也许令人羡慕，但美国“更健康、更强大”。英国的君主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角色，沃伯格并没有认真对待他们，当乔治六世登基时，沃伯格逃离伦敦，用他的话说，因为他“非常厌倦老一套的欧洲，并且厌倦我们周围非自然的惯例和义务”。沃伯格清楚地感到，他已迁居到一个腐朽的社会。
他对战争期间“英国人卓绝的勇气和纪律”印象深刻。他惊叹于英国人面对丧失亲人展现出的自控，那不是“由于缺乏感情，而是由于某种宗教的纪律，这种纪律让人能够接受不可避免的事”。然而，这些优点被两个严重的缺点掩盖，第一个是长期的效率低下。从很早的阶段起，西格蒙德就非常怀疑被后来一代人所称的“英国权贵阶层”：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统治精英，他们中的许多人属于“那种糟糕的类型，极度喜欢吹牛、摆架子，既不用智慧，也不用心，但他们只有一样资产，如果它能够算得上是一种资产的话，那就是正确的礼仪”。他在战时的日记里，多次严厉斥责“高层的意志力广泛瘫痪”。他抱怨道：“仍有太多‘朽木’混迹在各个政府部门、国有公司、重要工业公司、交通组织、地方政府，以及国家生活的其他很多领域”。他们“对速度和胆识缺乏足够的理解，而这二者至关重要”。与效率低下紧密相连的是权贵阶层的社交性，它的表象是“对可能因强硬和无情的措施使个人或社会关系受损，显示出极大的懦弱以及缺乏勇气”。沃伯格最不喜欢他的接收国的方面就是这种“校友关系网”：
某一群男性掌管一些主要机构，一旦其中一人因为死亡或其他原因放弃他的职能，他的位置就被他的同事取代，指派的那个人一定要和其他人合得来。这套体系当然不能被形容为腐败，因为不存在金钱贿赂，但是这样的关系网形成这样一种机构，在那里，年轻人和有进步思想的人极难获得可以负责任的岗位。从圈内人的观点看，上述那帮人最善于投机取巧，那些倾向于绥靖或最少抵抗的人，获得成功的职业生涯的把握最大。
沃伯格不止一次指出，效率低下和“圈内主义”的种种特征，是英国公民服务的主要瑕疵。但是，他同样对他在伦敦金融城里遇到的私营机构持批评态度。到1942年，他建议对英格兰银行的治理进行全面改革，这完全符合他的特性：
英格兰银行行长及各位董事……应当由英国财政部聘任，不应该由金融城的代表们选举。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会当然应当包括一批富有经验的银行家，但大部分成员应该是工业家、行业工会会员、会计和经济学家。其结果是，英格兰银行将成为英国经济生活的中心，它将刺激商业和社会发展，而不是变成被动的堡垒，正像它如今在很大程度上表现的那样……至于英格兰银行的实际政策，其主要目标应是在繁荣时期阻止通货膨胀，在萧条时期阻止通货紧缩。但很遗憾，在战争爆发前的20年，英格兰银行正好背道而驰，它在繁荣时期允许过度投资，而在萧条时期却通过限制信贷投放强化了危机。
在这个集团内部，有维护自身利益的因素。社会精英阶层排斥大众的加入，我们所有人往往对他们表示反感。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沃伯格在金融城并非像他所说的是一个局外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从权贵阶层彻底改革的收获比想象中的要大打折扣。他对英格兰的矛盾心情，不是出自一个暴发户或者一个自命不凡的人在陌生的环境下感到不自在，而是来自一个仰慕者，他失望地发现他钟爱的对象正走下坡路。正如艾赛亚8226;柏林所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太多年，但沃伯格“还是深深地迷恋英格兰，但在某个阶段……他放弃了拯救这个国家的全部希望，其衰落缓慢并带有尊严，但仍旧不可避免。这一点他曾跟我说过很多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