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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工荒的讨论已有经年，而最新的数据显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进入窗口关闭期，廉价劳动力时代终结。从表面而言，民工荒是劳动力供需平衡发生了逆转，而深层次则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危机，农民工权利、福利的缺失造成了劳动力向人力资源升级与转型的困境，因此，破解民工荒需要权利普及、福利普惠。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这对于几千年来的农业国家而言具有象征意义。然而，超过半数的城市人口中至少有1.5亿农民工，虽然他们身在城市中务工，但是由于没有城镇户口，他们无法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与福利待遇。除去这部分“被城镇化”的农民工群体，真实的城镇化水平还达不到40%。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农民工多半都是青壮年，半数16-25岁的青年人已经离开农村，农村“空巢”严重，农村劳动力价格也迅速提升，务工收入成为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 建筑工人日薪超过白领已经不再稀奇，低端劳动力价格的迅速上涨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新特点。很多人相信“脑体倒挂”出现，“读书无用论”也不胫而走。笔者曾听闻一位40多岁的农民工说，我什么书没读过，一个月赚8000元，大学生读了十几年书，连个工作都找不到。从工资收入而言，农民工超过大学生是现实。农民工的高工资更多的是由供需不平衡引发的劳动力价格上涨造成的，换言之，工资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出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但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而言，高工资是对农民工福利待遇缺失的一种隐性的补偿。 在城市务工，更多的是一种短期经济行为，这其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进程务工人员的工作不稳定，流动性比较强，很难形成比较稳定的就业领域或者方向，因此，农民工提升专业技能，积累技术经验的动力不足，当下熟练工种或者技术工人缺乏的主要原因概出于此。另一方面，进城务工的主体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打工”是一碗青春饭，基本的模式是年轻的时候外出打工，女性20多岁回家结婚生子，男性到了50岁也基本不再进城了。如此高度流动性的劳动力大军很难进行人力资源的积累，一直在低端徘徊。当然这种模式也支撑了中国低端制造业的繁荣，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同时户籍与土地制度避免了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 户籍制度使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之中，不到1%的农民工在城市买房安家，同时家中的土地为农民工的基本生活“兜底”。在城市高工资与土地之间，农民一直处于摇摆之中，他们像候鸟一样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迁徙，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虽然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没有出现贫民窟，但是在基本福利、公共服务方面却是“隐性贫民窟”。农民工的高工资一方面是对过去劳动力价格偏低的补偿，另一方面也是开发农民工人力资源的投入，教育、医疗、技术培训以及迁移费用都是积累人力资源的必要手段。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改善人口素质的投资能够极大地促进经济繁荣和提高穷人的福利。”虑及于此，“脑体倒挂”的说法有待考量。 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经济依靠“人口红利”获得长足发展，但是随着劳动力供给能力的下降，劳动力价格上涨，“刘易斯第一拐点”出现。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公平正义分配，以分配来带动增长。当农民工的工资上涨不是由供需失衡而是由边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牵引的时候，中国形成了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也就跨越了“中等收入的陷阱”。 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城镇化或可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但是首先是解决1亿多农民工“被城镇化”的问题。推进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联动改革，为农民真正的城镇化提供制度与资源的保障。只有当进城农民工在城市中安居了，他们才能乐业，自愿在教育、健康、技术培训等方面“舍得花钱”，进而实现劳动力大军的“转型”与“升级”，而这是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换代的人力资源基础。没有一流的人才与劳动力，经济转型只是一厢情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