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东起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中部的卡皮里姆波希，全长1860.5公里的坦赞铁路，是一条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交通大干线。坦赞铁路沿线地形复杂，线路需跨越裂谷带，这条铁路于1970年10月动工兴建，1976年7月全线完成，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 援建坦赞铁路，从勘探到最后竣工整整花了十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此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实际造价也一增再增，六十四名中国员工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众所周知，这个期间，也正是中国经济一片凋零，民众生活陷入极其困难的时期，中国人民为修筑这条铁路可以说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那一时期的援建工人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思想踏出国门？在远离自己祖国的非洲，究竟是怎样的工作和生活？他们曾把青春和汗水甚至生命，贡献给那片遥远的土地，对于这些，国内媒体一直鲜见报道。近日，时代周报记者采访了当年曾参加援建坦赞铁路的铁道部原中铁二局机械厂厂长唐玉海、政工干部陈述焕、汽车司机季永林、机修工刘德贵、张宗荣，听他们回忆起那一幕幕往事。 出国前进入“学习班” 这次去非洲援建坦赞铁路，在政府看来，不仅是出国的问题，更是一件重之又重的“政治任务”。一旦被批准，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季永林告诉记者，在那个年代，“根正苗红”是入选的第一标准，好在中铁二局机械厂青年员工多，家庭出身多为没有“历史问题”，申请的多，被批准的多。 申请被批准，组队到北京“学习”，地点是北京，铁道部旁的一个叫“北蜂窝”的地方。记者采访的上述五人并不是同一批去的坦桑尼亚，大家进入“学习班”的时间也稍有差异，但学习内容一样—“国际主义”、“共产主义风格”，间或插讲有关“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相关内容。 对于学习的内容，接受采访的几位师傅都告诉记者，那时大家学习都极其认真。当时最让大家兴奋的是，每位出国人员，都有400元的服装费。刘德贵当时是三级工，每月拿42元，他告诉记者，当领到这相当于他几乎一年工资的400元，他做梦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当时，就有人悄悄想少做两件衣服，然后把钱积攒起来。但后来大家发现，这种“攒下来寄回家”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因为钱都统一交到制作成衣的服装店那里，每人“涤卡”、“的确良”成衣各一套，外加衬衣大衣若干，最后一个帆布箱和一个帆布包。
陈述焕告诉记者，大家刚到北京就有了意想不到的惊喜—吃，有馍吃，有白饭，还有几乎让人兴奋得睡不着觉的—除了有白饭，竟然还能吃到肉—红烧肉，隔三差五就有。 据记者了解，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四川成都，虽然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但竟然吃不饱饭，城里还好一些，每月还能供应半斤清油（菜籽油）和一斤肉。那时，只有一些“干部”和少数家庭能吃上真正的红油，而一般大众家中，谁家如果吃的红油确实是用油炸的辣椒，是件足以让娃娃们羡慕得淌口水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家的红油并无“油”，所谓的红油，都是用凉水泡的海椒。 而穿的就更糟了，补丁摞补丁根本就不算什么，连城里很多小娃娃都是衣不蔽体。更不用说农村了。 采访中，老人们都说，那时是出了政治问题才“办班”，没想到在北京的“办班”竟是如此让人欢乐，很多人私下里就说，真希望这样的“班”，能永远办下去。 穿越马六甲、经停新加坡：两个世界 五位老人中，刘德贵是最早出国的。他告诉记者，1970年9月29日，在广州黄埔码头登船，船名为“明华”号。当明华轮从广州黄埔码头出来，经过香港时，已是晚上，看不见高楼大厦，只能远眺那里的夜色斑斓霓虹灯光。老人们都说，自打出生记事起，还没见过那么亮的灯光。 船行一夜后，即到南中国海。 南中国海，虽然有“中国”二字，但实实在在是公海。季永林告诉记者，在南中国海，和一艘日本油轮擦身而过，唯一的感觉是，那艘船真是太大了。 “不可思议”刚刚结束，真正的紧张降临—美国飞机来了。 当时美国政府支持的南越政权和由中国支持的北越政权激战正酣，中国政府秘密出兵穿着北越军装入越作战，而美国政府是公开派出军队和南越军队一同作战，他们的航空母舰也驶到南中国海及北部湾一带，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战斗机飞到明华轮上空只需十几分钟。 刘德贵告诉记者，美国战斗机飞得非常低，低到什么程度，连飞行员都看得清清楚楚。在谈到美国飞机飞得非常之低这一点时，采访中，季永林也对记者说美国飞机飞行之低能“看到飞行员”这件事儿。 出国前是把“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诸多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当真正的美国军机降临到头上时，大家似乎一下又清醒很多。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虽然嘴上不能说什么，也不敢说—但那飞机飞得又低又慢，喷气引擎发出的咆哮简直能把人心撕裂，即使不懂飞行的人，也看得出来，那飞机性能之先进，那飞行员技术之精湛，别说是真老虎，即使是纸老虎、布老虎、画在墙上的老虎，好像也打不倒。 “那飞机就是一圈圈围着轮船打转转。又低又慢，船员告诉大家，那是美国侦察机，是在侦察明华轮的搭载。”季永林告诉记者。虽然不是一个批次去非洲，但五位参加援建坦赞铁路的老人都谈到了遇到美国飞机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在国内天天把叫嚣和打倒“美帝”挂在嘴边，但在公海上，美国依旧是照样飞转—查看中国是否有违禁物品出口。 大概三天，明华轮停靠新加坡。 从新加坡从海平面渐入眼帘一直到轮船泊靠新加坡码头，几乎所有援建工人头都依靠在甲板栏杆上审视着这座在他们眼中已经极其现代化的都市。 “船还没进港，海边的公路上都是小汽车，女的都是高跟鞋、裙子，花枝招展，简直把大家都看呆了，没人待在房间里，都伏在栏杆上看，自小到大，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车，人还会这么穿衣服。”张宗荣告诉记者。 码头上那些工人，都是华人，工作时穿着和国内差不多，都是工作服，但人家一下班，就不一样了，脱去满是油渍的工装，马上换上笔挺的西服，皮鞋都是锃光瓦亮的，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发着光，有开小车的，有骑摩托的，回家了。 也有上船来的，送一些物品等，全船没有一个工人主动上前打招呼，即使是四目相碰，也是略微点头后快速走开。 其实在没停靠新加坡，就过马六甲海峡时，有些景象也是让人瞠目结舌。船长曾把望远镜递给季永林看，季永林看到快艇上只是有些女人和孩子。船长告诉季永林，那是外国船长把家属接到船上团聚，船长边说，边自言自语道，你看人家过那日子……话刚一出口，忽觉不对，赶忙闭嘴，急改成“抓革命，促生产”一类。 有华侨来送礼物，都是半扇猪肉等。听老人讲到此处，记者一下想到每次在中朝边境采访时，当地民众告诉记者，给“那边”过来的人准备一些肉类食品，是最好的礼物。 坦桑尼亚工作生活点滴 新加坡下一站，就是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达累斯萨拉姆没有深水码头，明华轮不能靠港，所以大家都是通过小船接驳上岸，然后，直接用大巴车接至目的地。 刘德贵、张宗荣先是在蒙古拉大修厂，后转至姆比亚汽车修理厂做机修工，季永林是在姆宁巴五机队当司机，陈述焕先后在姆宁巴和基姆贝五机队二分队，唐玉海是机械厂厂长。记者采访上述五人中，只有陈述焕有些特殊—他是为数不多的两次到坦桑尼亚援建的人。第一次，1972年在基姆贝当电机钳工，两年后短暂回国休整，1974年，第二次到姆宁巴，这一次，他已经不是钳工，而是成了“脱产”干部，并兼做“招工”—招收坦桑尼亚当地工人，而且工人从进入工厂到最后辞职或解雇离开，所有的“人事变更”全都由他兢兢业业地操持。正因如此，陈述焕也是本次记者采访中最具“权威性”人物，他的很多回忆是别人不曾经历过的。 和在北京“办班”时相比，在坦桑尼亚的伙食简直是上几个档次，早餐种类丰富，除了白米粥，还有各色点心，面点师是从北京—河内国际快车上专调过来的，做得一手面点绝活，除了数量让人目不暇接的餐点，最令人心动的是，竟然有牛奶。在国内，当时这算是奢侈品了。 采访中，刘德贵、季永林两次谈起，在坦桑尼亚的第一顿早餐，有人悄悄往口袋里装鸡蛋和点心。 季永林：“这一幕被大师傅看见了，他马上高声喊道，别忙拿回去，以后天天都会这样，有的是，天天吃。那人不好意思了，又把偷藏起来的食品拿出来。” 刘德贵还回忆一个细节：在坦桑尼亚第一次吃海参时，所有援建工人都不认识，觉得是一条虫子在盘子里，有人还把“虫子”夹出来丢到一边，后来经大师傅指点，才知道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海参，于是人人又变成了饕餮客。 原中铁二局机械厂厂长唐玉海告诉记者，从开始申请报名到办班直至出国，从来没有一个人问过工资、待遇等这些，以至在北京培训时，都是后几批了，才从第一批回来的援建工人那里知道出国是“双工资”。在北蜂窝“办班”时，附近的居民看到这些穿工作服的，都非常羡慕地说，看挣“双份工资”的来了。陈述焕、季永林、刘德贵、张宗荣都告诉记者，从出国一直到非洲，就从来没想过什么工资和待遇—脑子里根本没那个概念。 那时，满脑子都是“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支援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根本就不想别的，也不懂那些。老人告诉记者。 关于援建坦赞铁路工人每月是多少工资一事，经几位老人认真回忆，记者了解到，像刘德贵这样的三级工（中铁二局出国援建以三级工居多），每月拿的先令折合人民币是四十二元，每月还有折合人民币的五十元生活费，加起来是九十二元人民币。陈述焕告诉记者，工厂后来雇佣当地人，每月工资是三百至三百五十先令，折合人民币是一百零三元左右。这些，还不包括每年的28天探亲假、一个月的安家费及辞职或清退后必保的找“工作费”和周末加班费（当地人当时就每周工作五天），而中国工人每周依旧是工作六天，周日加班没有任何费用，完全无偿。 坦赞铁路沿途地形复杂多变，不仅河流纵横，而且基本所经之处都是丛林密布，热季又长，无形中给施工增加了很多困难。虽然国内高层一个劲指示要加强机械化施工，但无奈设备原始落后，多数时间，不得不依靠人海战术，一共约有5.6万人次的工程设计和施工人员分批出国参加援建。高峰时期，在工程现场的中国员工高达1.6万人。 而在同一时期，美国和意大利也在帮助坦桑尼亚修建一条公路，其中一段和正在修筑的坦赞铁路并行，两种施工方式带来的对比一目了然。 陈述焕：“看得非常清楚，美国的挖沟机从这边开到那边，土往这边一扬，一条沟就出来了，非常快。” 季永林：“咱们带过去的‘解放’和‘黄河’和人家的车子一比，完全就不行了。‘解放’车在高速路上跑还不到一百的速度，就东扭西歪要解体散花了一样。‘黄河’，方向盘没液压助力，搬动非常费力，拉得还不多，只有八吨，而一辆意大利的菲亚特，载重四十吨。” 采访中，记者多次问老人们，工作之余做什么，是否可以上街？陈述焕告诉记者，当年援建时期，只要工厂设在哪里，很快，周围就会出现赌场和红灯区，雇佣的当地人无法管理，但对中国工人的要求是，出门必须三人同行。好在中国工人所住之处，都围起来，下班后，工人要么打篮球，要么下棋，要么学毛著。当地紫檀木材质很好，有手艺佼佼者，把紫檀切割后，打磨成象棋，非常耐用，迄今，还在使用。再就是种菜，养猪、养牛。猪肉、牛奶，就是这么来的。出国人员中，有专事农副业生产的，这也是援建工人伙食上了一个台阶的重要原因。 再就是看电影。 都是国内的“样板戏”，其中以《红灯记》放映次数居多，其次是《红旗渠》和《学大寨》。不仅自己人看，连附近的黑人兄弟也跑来看。 归国前的兴奋和回家后的失落 1975年10月22日，铁路全线开始试运营。1976年7月23日，从勘探到竣工整整花了10个年头，经历了上世纪60—70年代经济最为困难时期的中国为此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实际造价一增再增，并有六十四名中国工人为此献出了生命的坦赞铁路全线正式运行。 在通车仪式那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孙建亲往参加通车剪彩。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党组书记方毅现场宣布由中国政府提供的9.88亿元无息贷款三十年还清，实际造价费用是十亿零六百万元，超支部分，由中国政府承担。 现场顿时掌声雷动，黑人兄弟是发自内心高兴。中国援建工人也发自内心高兴—祖国，真是一个极其强大的泱泱大国。那时，根本就不懂什么叫打肿脸充胖子，反而觉得这才是一个负责“大国”的形象！ 说到方毅访问坦桑尼亚，还有几段小插曲。在援建坦赞铁路过程中，方毅曾多次前往坦桑尼亚视察。 “方毅非常关心我们工人，也知道我们很辛苦，记得有一次中午吃饭，我们买了一瓶茅台酒拿上桌，方毅马上说，‘你们就那么点钱，以后省点花，回国的时候，给家里带点东西……’”这一细节，陈述焕迄今还记忆深刻。 每位老人都告诉记者，无论是工作期限到轮换回国，还是铁路开通后最后的撤离，都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似乎也是念及职工的辛劳，厂长特批每个人可以用马口铁打制一只铁箱，便于带东西回家。对于大多数是车工、钳工出身的工人来说，造个铁皮箱子，简直是小菜一碟，领导发话没几天，每个人都有了一只精美的铁皮箱子。 箱子有了，再往里面装回家的丰盛物品：白糖、花生、上海产的“的确良”、涤卡，产地都是中国。当地商店中还有上海产“永久”、天津产“飞鸽”牌自行车，折合人民币九十元一辆，关键是，不用凭票，敞开供应，应有尽有。除此之外，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是每个人的回家必备品。 临回国前，终于可以去当地商场转转，商品琳琅满目，以欧洲货居多，来自中国的多为上海货。那时大家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在国内这些买不到，原来都在这里啊！ 只是想想，无人敢说出来。 陈述焕告诉记者，国内轻工物资，在坦桑尼亚卖掉换成先令，再给当地工人发工资，但洋货在这里也很便宜，一块“劳力士”，折合人民币二百元，天津产的海鸥照相机，国内三百元，这里竟然只要一百五十元，就那个价钱，对于百姓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他第二次去时，咬牙买了一台飞利浦录音机，回来走在街头，就像现在有人开劳斯莱斯一样，后面跟一群人，寄卖行看见，马上开价—一千元，一千元啊，那时！ 刘德贵也说，当地黑人看回国的工人们带花生、白糖、还有从伙食中节省下来的米或面回去，非常不解，问他，你们国家真的那么穷吗？ 每个人的回答是，不穷，很富，否则，就不会援建这条铁路。 归国了，回家了。坐着“专列”回到成都，统一穿着制服的中铁二局职工出站，领导讲话后，两年，七百多天未相见的妻子们接过自己丈夫带回的包裹，虽然没有喃喃的柔情蜜语，但妻子们表情中还是夹带着欢喜—男人箱子里带回的，是家里最近一段时间内，餐桌上丰盛的食品，幼小的娃娃们，这一短暂时间，将不会再为难以下咽的饭菜而哭闹。 这些，就是幸福！ 唐玉海、季永林、刘德贵、张宗荣告诉记者，从成都火车站出来后，心情莫名的非常失落，究竟是因何而来，都说不清楚。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们才恍然大悟—因为从归国从成都下火车那一刻起，两年的衣食无忧的日子将不复存在，等待他们的，将是清贫的日子和没有任何激情的生活。 刘德贵：在国外，大家都胖了，回来没多久，又都瘦了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