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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和权力天然存在监督关系。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绝大部分公民构成者都是普通人，即没有权力的这部分人。作为中国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还应包括通过互联网、微博发表意见或者提供信息的自由，这一点特别重要。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实际上是权力被制约、权力不能作恶的问题。权力如何不能作恶，国家基本制度要提供这样的条件，主要就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相互制衡，以及传统而言的新闻监督，也即权力监督。于是乎，新闻监督就跟言论自由直接挂上钩了，今天的互联网又提供了这样的便利，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话特别重要。 如何落实呢？如果现在不改动既有的制度，至少要切切实实落实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关于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规定。还要落实《宪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中国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缺点、错误进行监督的权力。《宪法》第三十五条按政治学分类是一种消极自由，指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国家不得侵犯。《宪法》第四十一条则是一种积极自由。所以，遏制权力需要各种各样的制衡办法，言论自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包括在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公民“四权”中。“四权”即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其中监督权、表达权尤为重要。所以首先应在宪法层面予以落实，不能再让宪法像过去那样沦为无牙老虎，并且要作为一种观念深入人心。其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起推出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其目标就是靠近或者说吻合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第十九条规定了所有人的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国家人权行动计划》除了向国际社会保证中国公民享受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以外，还明确承诺保障中国公民的“四权”。 所以，在基本制度层面，不能说没有对言论自由的基本保障，但是在落实层面比较差。特别是一些地方官员，他们认为老百姓出言不逊就是挑衅地方执政当局，或者认为地方上的丑事不应该被揭露。一旦出现网络揭发、手机发布信息等，往往导致部分地方官员动用公权，并且自认为有法可依，诸如动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以滥用和扩大解释这些法律的适用范围去遏制言论自由。中共十八大以后，这个情况有了明显好转。 中共十八大期间和大会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重申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并针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和腐败形势严峻的现实，提出要加强对权力的四个监督，其中就包括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媒体崛起的过程中，舆论监督早已成为官方、知识界和民间大众共用的流行话语，政府信息公开与公众知情权的概念和制度逐步发展出来，单向度的舆论导向逐步让位于更为柔性的舆论引导和疏导，视媒体为工具和下属逐步让位于善待媒体和善用媒体。在体制内，越来越多的官员认识到了尊重新闻媒体自身运作规律的意义。 我认为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并以此对权力形成一定程度的遏制，除了现有的法律之外，还是亟须新闻立法。新闻立法绝非特殊领域立法，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至少需要五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因此不可刻舟求剑，也不宜认为法治环境会永远不好，这就上了根本不愿意实现新闻法治的那些人的当了。另外，有观点认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本来就是天赋权利，不需要专门“立法”，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而我们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不难发现，“天赋自由”在中国这样有长期专制和人治传统的社会中是一个神话，必须经过一代代人的争取才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