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2013年1月出版:为了雕这块璞,磨了一辈子的



   王鼎钧,4部回忆录共写了17年,这位一生经历和文学成就都不同凡响的大作家,人在异国,回忆之笔从大陆一路追索到台湾—《昨天的云》写山东故乡幼年;《怒目少年》着墨抗战时的流亡学生经历;《关山夺路》写内战遭遇;在台湾生活30年,由于头绪纷繁,只好单单截取“文学”,《文学江湖》以个人的卖文生涯为主线,展示台湾社会的人文年轮。

  为什么写:“是我对今生今世的交代”

  王鼎钧先生从未间断的写作生涯超过60年,1975年到1976年,励志散文“人生三书”( 《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我们现代人》 )风靡宝岛,累计发行50万套。接着,他写出“以有情之眼,看无情人生”的抒情散文集《情人眼》,带自传性质的散文集《碎琉璃》(在大陆广受赞誉的《红头绳儿》、《一方阳光》便出自这个集子),成为无可争议的散文大家。上世纪90年代,他在纽约创作抒写中国人生死流转的《左心房漩涡》,奠定了大师地位。即使就此封笔,他也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可是,他再接再厉,以回忆录系列铺开了更加广阔、瑰丽的文学天地。

  王鼎钧说,他幼时读沈从文的自传就有了“效颦”之心,后来读到胡适“小人物写自传”的主张,受到更大的鼓舞,决心动笔。“明珠是在蚌的身体里头结成的,但是,明珠不是蚌的私人收藏。回忆录是我对今生今世的交代,是我对国家社会的回馈。”

  不过,无论古今中外,许多人的自传掺假。王鼎钧说过:“成功的人不肯吐真言。”不说刻意掩盖以欺世盗名的,不说因记忆或者顾忌、禁忌而遗漏、隐瞒、歪曲的,即使是诚实者、畅所欲言者,也会因“太执著于个人的生活经验”而使精彩减分。有鉴于此,王鼎钧宣称:我写回忆录,“不是写自己,我没有那么重要,我是借自己的受想行识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希望读者能了解,能关心那个时代,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所以我这四本书不叫自传,叫回忆录” 。

  怎么写:“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居乎其上”

  从四部回忆录的写作历程,可见作者的严谨与洞达。第三部《关山夺路》写的是他亲身经历的四年国共内战。由于大环境变化极大,血火人间充满他称为“精彩人生”的三个要素—对照、危机、冲突。围绕这个“每一天都可以写成一本书,每一个小时都可以写成一本书”的大变局,该怎么写?王鼎钧不愿意按任何官方的标准运笔,“我写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思想,我应该没有政治立场,没有阶级立场,没有得失恩怨的个人立场,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居乎其上,一览众山小。”

  为了写作回忆录,王鼎钧竭尽所能地收集史料。他14岁离家、离乡,24岁离开大陆,从此没有回去过,“疏离失根的感觉已非一日,那是我今生感情的一部分”。从1990年开始,他先后给大陆亲友通信达数千封之多,单为查请国立二十二中流亡师生的下落,就费尽心机。他说,“写信回国大索天下,向故旧印证传记材料。当时所收到的每一封信都使我非常激动”;“类似死而复活的激动,类似前生再现的激动”。有些不重要的资料,比如1947年由东北书局出版的《东北蒋管区真相》,也要托人复印。书中涉及的人物与事件,每一处都有充足的证据。2012年9月由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的王鼎钧《度有涯日记》中,1996年7月31日记载:“仔细思考回忆录第三册怎么写。—我必须能超出本身的利害看自己的遭遇,如果不能,我等候自己进步。为了唤起回忆,核对人名地名时间,查出有关数字,我买了大约五百本书,约一百本与内战有关,另外每周至少一天去‘坐’哥伦比亚大学的东方图书馆。并且向中国大陆搜寻幸存的关系人,与他们通信。找资料像酒瘾烟瘾,总要超过‘必要’才愉快。”

  如果仅仅做到“史料翔实”,那只是学究的境界。下一步是沉淀,思考,取舍,升华,千锤百炼。在出版第二部《怒目少年》以后,第三部《关山夺路》耗时10年,《文学江湖》花了4年,他说:“我就像画油画,一面画一面修改,有时找到新资料,要改动,有时换句法,调整浓淡疏密。因为牵发动体,有时为了加一段,要修改全篇。”《文学江湖》由于遭遇最复杂、撞击力最大,因而是最难写的一部。王鼎钧说:“我不能把文学作品弄成我个人的纪念册。”言下又不免苍凉:“写回忆录是为了忘记,仿佛自焚的过程。”对于王鼎钧这样的写作状态(“我已撤除一切障蔽,也不树立新的障蔽,不受前人欺,也不欺后人。”),台湾著名作家、为王鼎钧印行著作30种的尔雅出版社老板隐地先生称之为:“使用等待了一辈子的自由。”

  写什么:走尽天涯,洗尽铅华,拣尽寒枝,歌尽桃花

  研究王鼎钧的专家杨传珍指出:四部回忆录“不仅是王鼎钧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笔精神财富。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对王鼎钧回忆录的偏爱,而是通过与上百部中外文学大家的回忆录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王鼎钧的回忆录,正面表现的是上世纪中段五十年的个人经历,折射的却是传统蜕变、对日抗战、三年内战和台湾岁月的历史。由于命运的安排,那些个人所历所思,连通着‘正史’的中枢神经,‘个别’的切片,蕴涵着民族精神走向的信息。王鼎钧以他超拔的宗教情怀,咀嚼个我亲历,思考家国与人类的未来,记下的是青铜般的史实,面对的是世道人心。王鼎钧在写作回忆录之前,表达能力已入化境,用文字记录头脑中的构思,毫不折损。更重要的,此时的王鼎钧,正值写作盛年,以几十年修炼出的审美理想,穿越历史,在传统与现代、文学与历史、匡时济世与终极关怀的交汇点上,用大手笔表现大时代。这样厚重与美善的作品,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为数不多。”

  四册巨著包罗万象,精彩万状,且随手举例:

  书中这样表现作者的人生“拐点”:《关山夺路》写到1949年5月国军从上海溃退的场面。“船离码头还有三四英尺远,岸边的人就往船上冲。大家都是军人,个个跳过木马。守船的部队也有准备,舷边甲板上站了一排强壮的士兵,你冲上来,他把你推下去,接二连三有人掉进江里,我听见类似下饺子的声音。还是有很多人往上冲。到了这般时分,你就是铜墙铁壁,也要来个鱼死网破。”“我紧紧抓住父亲,我们裹在人流里。父亲跨上甲板,我的身体猛烈震荡,站立不稳,撒手下坠。我绝望中伸出一臂,幸而勾住了栏杆。我听见父亲低声唤我。可怜当初在新兵连咬牙切齿练过的单杠有了用处,我慢慢把身体举上来,这时候最怕有人再推我,这是我的最后关头。甲板上有一只手拉了我一把,我转危为安,那天晚上这一推一拉,我历尽生死祸福。—天亮以后,我发现父亲是甲板上仅见的老人。我们周围都是愤愤的脸色。我小声探问昨天晚上是谁拉了我一把,居然没人回应,咳,他大概要避免触犯众怒吧,我想结一个生死之交的念头落空。”

  在《文学江湖》的开头,写的也是这条船。作者抵达台湾基隆的码头,上岸以后,军方在码头上摆好一行办公桌,为这批官兵办理入境登记。“我趁机会向他们讨几张十行纸,他们一张张地给,我一张张地讨。”在码头上等候时,“有一件事必须做,我坐在水泥地上写稿子,希望在茫茫虚空中抓到一根生命线。基隆码头很清静,我随身有一支自来水钢笔,里面还有墨水,办理入境登记的时候,我向他们讨来的几张十行纸,正好派上用场。—回想起来,我那时是个病人,可是我居然写出来到台湾以后的第一篇稿子。我已忘记写了什么,写完,随手化了个笔名,去找邮局,那时邮局有个小小的窗口,窗台下摆着一张桌子,一瓶浆糊。我用十行纸糊制信封,把稿子寄给台北《中央日报》副刊,发信地址写的是基隆码头,没钱买邮票,注明‘万不得已,拜托欠资寄送。’我把信投出去,像个小偷逃出来。”

  书中这样表现万花筒般的人间:在《昨天的云》里,家乡的模范县长范筑先离任,乡民自发送行:“香案上有两杯酒。范氏站立桌前,端起右边的一杯,—右边是宾位,—酒洒于地。就这样,一桌又一桌。兰陵本来就满街酒香,这天更是熏人欲醉。随员取出范氏名片放在桌上,把主人摆在桌上的名片取回来,放进手里的拜盒。就这样,鞭炮声中,范氏一桌接一桌受礼。临之以往,一丝不苟。”

  在《怒目少年》中,少年王鼎钧在流亡途中生了毒疮,幸亏一护士替他排脓换药。往下,叙述护士的身世,她本来和未婚夫同是流亡学生,为了支持爱人攻读博士学位,自己外出工作,赚微薄的薪水。“我们渐渐发现她不是一个可爱的女子,以她的身材,面容,性格,恐怕都不能使她的中学同学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回到她的身边。她实在不该自己原地不动,用尽力气把未婚夫推得那么高那么远。一个人用生命编写剧本时,要先想想自己能在其中扮演哪个角色。”“在真实的生活中,结局往往是盘中的残肴”“她不该有那么大的野心,想为自己创造一个有高级学位的丈夫。野心才是痛苦的来源。”

  上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以后的台北,“社会进步首先反映在女人的脸上,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必然产生美女,台北街头多丽人,艳阳天,柏油路,蹬着高跟鞋的女孩比她们的姐姐姑姑当年漂亮,布料纺织染色进步,人要衣装,家庭讲究营养,饮食造人,只见血色艳丽,明眸皓齿,玉腿修长,上面再也没有蚊虫叮咬的创痕,‘红豆冰棒’一词从此消失。”

  书中这样刻画人物:“胡适提倡白话文绝不放弃任何机会,例如中国大陆掀起批判胡适的运动,胡适的儿子胡思杜站出来‘大义灭亲’,外国通讯社发出电报,说胡思杜‘没有缄默的自由’。在那种情况下,胡博士还有心情告诉中国记者,应该翻译成‘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当过国民党“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和“立法院长”的张道藩,被王鼎钧称为“文学路上的贵人”。“有一天,诗人某某登门求见,我看见道公站在办公室门口迎接他。这位诗人漂流来台,暂住高雄,那时台北没有几个人知道他。这天他专程来台北寻访老长官,不幸没有找着,偏偏又在公共汽车上遇到扒手,仅有的一点钱,还有回程车票都不见了。他举目无亲,陷入绝境,冒昧来找这位文艺运动的领导人。我看见道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钞票来。”后来诗人忆述,“道公掏出来的钞票薄薄一叠,而且没有大钞。他说原以为道公会把他交给总务部门,下面用公款给他买一张票,没想到道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钞票来,‘一张一张地数给我’。”

  书中警句俯拾皆是,王鼎钧在台湾文坛,有“写格言的汉子”的美誉。打开回忆录,会惊喜地发现,从叙事不经意地导出的警策之句,其丰富和深刻,同类中文书籍中难有比肩的。光看《怒目少年》里“莫等闲小看了疥癣之疾”这一节:“有知识,没有毅力,结果知识没有用处。”“任何一种共同点(无法避免的共同)都能生出‘大我’的感情,即使是某种隐疾。”“人生在世,什么权利都有人放弃,什么好路都有人懒得走,如果你命好,旁边会有个人喊着你,推着你,把权利硬塞进你的怀里。通常这个人是老师,所以失学是一种不幸。”“惊世骇俗的事也要有人做,那是革命家社会活动家的事,不是教育家的事。”“没有女权运动、人权运动,社会上减少许多问题—表面上问题少些,潜伏的问题多些。有了女权运动、民权运动,表面上的问题多些,潜伏的问题可能少些。”“疥是抗战病,治疥则寓有抗战精神,‘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第一阵回声

  回忆录系列出版不到一个月,已在大陆读书界引起不小反响。一位在广州传媒界供职的年轻读者元旦那天在发给我的电邮中写道:“我刚出差回来,途中读了他两卷回忆录,深受触动,一言以蔽之,是史诗。百年以来绝不能忽视的国难史、精神史,虽然切口是这样的小。太深刻了!太有技巧,亦太有思想了。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您能代为转致否?一个普通读者、一个后辈的敬意。不敢替其他读者感谢,表达这份敬意,虽然这份精神材料必定会被更多的后辈阅读。”我把这封电邮转给王鼎钧先生,敬爱的鼎公次日回复:“××先生的信,是我年头岁尾难忘的佳音。信中评述,明朗透彻,使我如见青天。回忆写作时,心中默默与大陆父老兄弟姊妹对话,不知道如何面对生活环境历史记忆完全不同的人。××先生的答案使我兴奋感激。文字因缘,难得易失,愿谨慎保持。并祝新春百事如意。”

  原来,当今作家中,极少有人像这位著作超过40部的资深作家一般,把“读者”置于无比崇高的地位。《关山夺路》出版后,王鼎钧先生在纽约的新书发布会上这样说:“可敬可爱的同行们,请听我一句话:读者不是我们诉苦伸冤的对象,读者不能为了我们做七侠五义,读者不来替我们承受压力。拿读者当垃圾桶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出气筒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拉拉队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弱势群体任意摆布的时代也过去了!读者不能只听见喊叫,他要听见唱歌。读者不能只看见血泪,他要看到血泪化成的明珠,至少他要看到用血染成的杜鹃花。心胸大的人看见明珠,可以把程序反过来倒推回去,发现你的血泪,心胸小的人你就让他赏心悦目自得其乐。我以前做不到,所以一直不写,现在才写出来,所以我自己说:为了雕这块璞,我磨了十三年的刀。”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2013年1月出版:为了雕这块璞,磨了一辈子的
  “乡愁迟早退出生活”

  有读者问,回忆录只写到台湾时期,那以后呢?从1978年起至今,是王鼎钧先生的“美国时期”,也是他的写作黄金期,被誉为“中国神曲”的散文集《左心房漩涡》、《碎琉璃》、中国人情世故集大成的《随缘破密》、《心灵与宗教信仰》、《有诗》、《活到老,真好》、《葡萄熟了》等等,都产生在号称“大苹果”的美国第一都会纽约。2012年,他出版了散文、杂文结集《落花流水杳然去》和《度有涯日记》,今年春天,还将在大陆推出《古文观止演义》。

  目前,王鼎钧夫妻生活在纽约法拉盛区162街一栋外观并不起眼,但后院摆满夫人自制盆栽的小洋房里。楼上是书房,主人天天按照老习惯,“尽心、尽力、尽性、尽意”地对着屏幕,用手写板写作;楼下的客厅,多年来充当纽约“九九读书会”的课堂。每周星期一的晚间,鼎公免费给有志于写作的学员们上课。有一次,作家龙应台到访,带来一款有机食品果仁饼干。这盒饼干成了第三期学员第一堂课结束后的点心。课后吃点“宵夜”的“传统” 多年不变,无偿提供食物的是贤惠的女主人。

  1月19日,王鼎钧先生把刚刚完成的随笔发来,其中一篇叫《你可能误解乡愁》,结尾道:“乡愁是我们成长的年轮,陷入层层包裹。乡愁是我们的奢侈品,不是必需品。乡愁无可骄傲,也决非耻辱。乡愁是珍贵的感情,需要尊重,不受欺弄。流亡者懂得割舍,凡是不能保有的,都是你不需要的。乡愁迟早退出生活,进入苍茫的历史兴亡。”这就是88岁巨匠的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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