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专访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电力体制改革研究组组长武建东 自2002年国务院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国发[2002]5号文件）以来，电力体制改革历经十年，但是传统的集中电力管理体制与现代化的分布式电力能源管理模式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针对电改十年的反思和启动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问题，《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电力体制改革研究组组长武建东教授。2010年9月在国际智能电网联盟、美国能源部联合主办的智能电网全球论坛上，大会官网资料介绍时称武建东教授是 “全球少数几个思想领导者”。他也是力主中国实施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专家，本报上期曾经刊登了他的署名文章：拆分国家电网，启动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广泛关注。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中国展开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非常迫切？ 武建东：十八大报告指出，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战略目标。这意味着即使考虑节能因素，我国电力年度消费也将从目前的超过5万亿千瓦时提升到8万亿～10万亿千瓦时；电力装机容量将从目前的10万亿千瓦提高到20万亿千瓦以上。这个电力发展的机会如果以国际通行的创新方式实现，将重建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如果以国际非主流的传统产业支撑则将增加日后经济转型的负担。因此，采用创新方式还是传统模式满足国内快速增长的电力需要正面临着历史抉择，也催生了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必要。与此同时，我国的电力体制又具有转型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和创新经济体的多重性格，发展模式正处于战略挑战期，它既具有带动全球经济转换到新层级的重大战略机遇，也包含着错失全球新产业革命机遇沦为追赶者地位的可能。 因此，电力体制改革决定着中国经济增长世纪转换的核心能力，必然成为能源战略改革的第一步，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地方积极响应。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理解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 武建东：我们认为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总体发展目标如下：十年之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任务就是在能源领域，特别是电力产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模式取代电力垄断经济体系；以生态文明的管理方式取代高碳、高排放的粗放生产方式；实现从不平等的电力集权模式转向柔性生态化的电力社会模式；实现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体制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生产力的大解放；为电力工业向生态文明的转变提供助推动力。
这个总体目标应确保在如下实践要素方面创新，即：坚决推进新一轮电力产业的政企分开、完善电力公权力管理，扩大政府宏观电力资源的服务和监管，构建新型电力产业制度，推动能源互联网产业革命。推动构建破除垄断，公平竞争，推进全国能源网络智能互动，国际领先的电力体系。 《中国经营报》：实施电力体制大的改革是否会出现大停电现象？ 武建东：推动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主要是要构建生产者和消费者互动的电网，提高我国的能源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电力从垄断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是百年大计。但是，任何改革都有风险，为积极防止出现大停电现象发生，从体制而言，需要优先实现调度公权机构的独立运行；从安全管理而言，应该相信电力产业员工制定的电力改革过渡方案。对中国而言，面对行业转型的人工灾情最危险的不是发生什么事故，而是科学地预防事故。 《中国经营报》：电力体制改革会影响特高压建设吗？ 武建东：2010年我去欧洲，国际电工委员会专家告诉我，欧洲不是没有特高压技术，而是欧洲特别是德国要发展可再生能源利用，没有建立特高压电网的计划，它们看好发展能源互联网，并认为这是世界电力产业的制高点。他们还说，国际电工委员会成立特高压专门小组的时候，曾与国家电网讨论过，小组主席和秘书长设置分离，以保证特高压标准的公正性，当时的国家电网是接受这个安排的。我们要辩证地看待特高压问题，不能什么都否定，包括特高压技术，特高压技术需要继续研究。但是，特高压技术需要在电力市场经济中确定自己的地位和发展模式，而不是在一个区间、一个管理团队、一届政府、甚至一个特殊的过渡阶段确立其地位和价值。 《中国经营报》：如果2009年全球开始推动智能电网之时，国家电网就推行自我改造会有什么结果？ 武建东：如果是这样，中国已经在智能网络的发展方面居于世界前列，较之互联网更为高端的智能网络革命已经在中国发生。自工业革命以来，英国把握了矿物能源时代的煤炭开发机会；美国把握了油气时代、核能利用的机遇；至于哪个国家能够把握清洁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利用，发展能源互联网，目前还不能下结论，只能说，印度利用好了，经济增速可能会超过中国；欧洲利用好了，甚至会推动欧盟更紧密一些的统一；美国利用好了，可以维持对世界的主导权；我想我们需要对世界一切先进的能源技术开放，力争在中国实现新产业革命。 《中国经营报》：中国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对国际分工有什么影响？ 武建东：伴随着开展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我们可能创造出国际领先的电力交换网络，这也将导致全球电力能源体制发生巨变，国际能源分工将通过能力，而非资源实现新的分工。而且，世界的主要能源消费将越来越多地提升为使用电力这种二次能源，这意味着以工业能力决定全球能源定价权的时代到来，即现有的以能源资源作为国际分工的标志的体系将被以电力产业能力成熟度取代，电力产业能力与能源资源形成相互进化的二维架构，电力产业能力处于高端，能源资源处于低端，后者为前者服务。如果可利用的能源资源的主力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能力将处于更加高端的结构，这使得电力大国可以有效地维护电力产业与能源资源的价格空间。通过这个差距，可以实现电力强国的广大就业，实现电力生产力在全球地理上的重新分工，这将导致电力大国获得能源定价权，电力产业的就业、市场、产业利润最终流向电力大国、强国，电力体系就可以将全世界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