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南京站最高票价1680元，一场话剧该不该这么贵？ 2011年，话剧《喜剧的忧伤》曾轰动京城。2012年，该剧二轮演出，“买票”本身变成一大谈资：低价票早早售空，大把戏迷望票兴叹。在北京，这场话剧的最高票价为880元，有人叫贵。在南京，最高票价涨到了1680元。开票三天，880元以下的票均告售罄。 “买不到票”的情绪总爆发 关于《喜剧的忧伤》那令人忧伤的售票状况，早在这部戏没出京时已经开始。2011年，陈道明再返舞台演话剧，开演前就引发轰动。总共18场演出的票，在开演前10天售罄。名声打响之后，黄牛票到了“疯狂”的程度：380元的票叫价1000元，580元的票直接炒到1600元。到了最后一场，黄牛坐地起价地开出了4000元一张票的天价。（数据来源：2011年8月10日《东方早报》） 2012年10月，《喜剧的忧伤》开始二轮演出，上一年的盛况再现，“一票难求”的情况愈演愈烈。中票在线刚一开票，480元以下低价票已经售罄。票务网站大麦网的“等待开票”状况持续多日，最后只有少量票品被网站用“秒杀”方式出售，这种情况被外界说成是“大麦也搞不到票”。 今年1月，《喜剧的忧伤》移师南京演出，最高票价开到了令人咋舌的1680元。这本来没什么，看不起的，买低价票就是。但戏迷们在微博上抱怨，880元以下的票，也压根根本买不着，“最低票价其实是880元”。有南京戏迷去问票房小姐，票价到底贵在何处？答曰“单场演出成本90万”。 终于，从北京站开始累积的“买不到票”情绪有了总爆发，有人调侃现在“看戏也要卖肾才能看得起”。要让普通观众们用800元往上的价格走进剧场，他们更想知道的是：到底在为谁买单？ 斩不尽的赠票和黄牛 去年10月，《喜剧的忧伤》北京二轮演出时，剧评人水晶在自己博客中记录了两桩剧院见闻。一是在门口看见国家公路管理局的人打电话索票：“身后一30多岁的女子正在打电话：‘喂，×××，你好！我是国家公路管理局的×××啊，你送我们那《喜剧的忧伤》两张票，还能再多一张吗？我们家来了三口人呀！’”二是观众里有老头老太太开戏就睡觉：“从开演起，两人就一直在嘀咕，大致对话如下：‘哎，哪个是陈道明啊？’ ‘那个，穿黑衣服那个。’‘哦，他演的是什么呀？’‘还不知道呢，你看呗。’.……回头一看，二老都睡着了。” 对于众多望票兴叹的戏迷来说，睡这样的一觉，实在太奢侈了。 而在《喜剧的忧伤》南京站，官方票务声称880元以下的票都售罄了，但淘宝上却有“680元票卖650元”的选择：如果880元以下的票全部售罄，那这些淘宝卖家的票是哪里来的？ 剧评人水晶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认为，赠票和黄牛票的状况跟主办方的态度有关：“如果你的目标只是把票卖出去，有钱来买，没钱的跟我没关系，这个结果就可能是这样的。如果你的目标是尽可能让普通观众看到这个戏，让黄牛没有那么容易垄断地下票，那就有很多方法解决问题。” 她用上海大剧院的做法举例说明：戏院实行“公益票实名制”，本人要凭身份证买，进场要验证票，买票之后不能变更：“这些都可以非常好地降低黄牛炒的可能性。这样做，可能会给一般观众带来一点点麻烦，但是可以有效保障普通观众看到他们想看的戏，而不是让票包到小票务公司手里再流出来。” 因涉及人艺，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人艺是国有剧团，由国家财政拨款。水晶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国家话剧院、北京人艺是国有剧团，财政拨款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按道理，他们是一个拿国家财政资源转移支付的非营利性机构。而作品又拿纳税人的钱，某种程度上来说，做的事情应该是要满足公共利益需求的。如果说成本已经被拨款和其他来源所覆盖，再用这样一个戏卖这么高的票价，是不是合适？这本身也涉及到对现有话剧体制思考的问题。可否一方面拿财政拨款，另一方面赚取很高的商业利益？如果可以的话，市面上还有很多没有拿财政拨款的戏，他们也不错，也为社会贡献价值，是不是政府也应该给予同样的扶持？” “外出巡演就是很贵的” 时代周报记者通过人艺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喜剧的忧伤》的导演徐昂。他表示自己对南京演出的情况几乎是“什么都不知道”，更无从谈起票价问题。另一位熟悉人艺情况的从业人员则私下告诉记者，人艺的“外出巡演”部分都是外包的，导演和剧组确实对外地的情况一概不知：“这个事情不是人艺的关系。巡演营销这种事情，去哪儿演就归哪儿做。”而人艺在北京演出的成本，和外出巡演的成本是不能比较的：“你不能用人艺的成本跟外面商演比较，人艺是有国家财政支持的，接巡演的演出公司没有，他要自己给自己挣钱。这是一个市场，说‘演出公司打着人艺的旗号挣钱’，不客观也不公正。” 自己有剧团的P先生则更详细地解释了“外出巡演”的机制：“我们剧团出去演出，都是当地的演出公司承接，他们开一个打包的价格给剧团，然后我们就去演，他们自己卖什么价位的票，怎么卖票，挣多少亏多少，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不会承担外地票房风险。
至于传言《喜剧的忧伤》成本一场90万，P先生只是举了自己知道的例子：“《四世同堂》的全明星版，外出巡演的价格是一场80万。每个戏不一样，每个演员的报酬也不一样，这个戏贵在哪儿我就不好说了。但是外出巡演就是很贵的，确实不好做，跟在北京不一样。所有剧团人员的食、宿、行费用，当地的场租以及各种落地费用，加在一起都是很高的成本。北京一个很小成本的话剧，出去巡演也要每场10万成本起。而且一般不能只演一两场，连着多演一点，成本才会下来。” 《喜剧的忧伤》南京演出主办方浩扬文化的负责人张宇浩同样强调“来南京演出，成本比北京高很多”。他说，北京人艺有自己的大剧场，加上导演徐昂、演员何冰都是人艺员工，这就减少了一大笔开支。到了南京，道具的搬运费用、场地费用、演员巡演期间的吃住费用等，这些成本开支都很大。同时，南京的演出场地价格本身也翻了好几番。 由刘晓庆主演的话剧《风华绝代》似乎可为以上这番话佐证：在北京最高票价880元，一到南京同样飙至1680元。同样是外出巡演，《喜剧的忧伤》在距离较近的天津，最高票价是1080元，比南京便宜不少。 陈道明卖多少钱都不高？ 关于《喜剧的忧伤》的各种争议，最终都集中在陈道明身上。因为影视剧累积起来的粉丝，有陈道明的舞台，吸引了很多平常不看戏的人走进剧场。剧评人对陈道明的表现同样存在争议。从演出角度说，观众对《喜剧的忧伤》的赞美间夹杂了不少“粉丝效应”；从票房角度说，陈道明的人气火爆正是“一票难求”的重要因素之一。戏迷“梦译”在网上说，希望看到没有陈道明出演的《喜剧的忧伤》：“呼吁无陈道明版《喜剧的忧伤》！中国演员千千万，不愿因为一个人到看不起戏的地步！这角色我看吴刚等等谁演不行啊？” 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系主任吕效平对“高价票”的情况有两句话的判断：“陈道明卖多少钱都不高。这个话剧是特例，不能作为一个话剧的常态。”他进一步说：“陈道明出来演，不能说票价高，因为值这个价。大家都想看，谁看？最公道就是谁花得起钱谁看。但常态的话剧这么搞就有问题了。”一直有声音呼吁话剧不能太贵，因为有公众教育功能，吕效平对此极不赞成：“本来就是个娱乐，要受教育，去课堂。谁有身份教育别人？”他不提倡把票价高这件事和其他因素挂钩太多：“陈道明这个戏，没有必要考虑这么多。其他地方做不出戏来，就不能埋怨陈道明这个戏卖这么高。有本事把戏做出来。做出来卖多少钱是多少钱，没必要考虑那么多。” 水晶考虑的则不仅仅是某一次演出的情况，她对整个话剧行业里的“明星效应”很担心：“有些明星演的很贵的戏，背后不是普通观众买票，而是公款消费、馈赠，还有赞助商支持，这不是属于一般的市场机制在支撑。当然它可能会给创作者有恰当的利益回报，但是这种回报不是常态性的回报，还是建立在明星的利益机制之上的。同样的戏，没有明星做不到这一点，这对创作者没有真正的回馈，也会驱使大家做追求明星效益，追求明星戏。行业里的人会想，我尽快成明星再回来做戏，这对社会是有心理暗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