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中国经济而言，最让人担心也最引人深思的，乃是可能面临着一个关于速度与方向的哲学问题。有这样一则寓言：在一架高空飞行中的飞机上，机长向乘客们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飞行速度超过先前的预计；坏消息是，飞行迷失了方向。现实之中，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最大考验，正是如何通过“安全飞行”实现科学发展的严肃命题。 2009年，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开始复苏回暖；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这些停留在速度和总量层面上的利好数据，只是由地方经济竞争模式——地方政府之间的GDP竞争所制造出的数字神话，不但对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改善民生水平无更实际的意义，且与高层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包容性增长也是非兼容的。随着经济发展包容度或曰共享性的提升已成新的发展经济学方向，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共享式发展”？ 地方经济竞争的逻辑 关于地方经济竞争模式，可以通过类比的方式来理解：如果说，土地交易是房地产业的一级市场、房地产开发建设只是二级市场，那么，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就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级市场，而市场竞争只是二级市场。这种政府竞争模式和凯恩斯语境下的宏观调控，有着本质的区别。凯恩斯的宏观调控，本来只是反危机的一系列强有力措施、一时的应对之策，但地方经济竞争模式却把它常态化了。 在此竞争模式下，各级党政机关不但直接决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而且形成一个以党政一把手为核心的强制运行体系，直接参与微观层面的操作，而立法、司法、舆论媒体、社会公众的有效监督往往“被缺位”，市场的自我修复功能往往“被缺失”，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微观企业，只能跟着一只“看得见的手”（或被这只“手”牵着）走。 地方经济竞争模式有两个层面的逻辑解释。一种是由官方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延伸出的“用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另一种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官员升迁规则，但两者导致的结果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短、平、快”为特征的掠夺式发展。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官员之所以没有做到科学发展，并非因为官员本身存在认知上的缺陷，事实上，官员如何会不明白土地财政、产能过剩等问题的危害或“后劲”呢，只不过，在决定他们命运的选官体制下，只好“知其不可而为之”。 尽管在法律上官员是由人大选举产生的，但实际中，人大往往只在组织部门做出任命决定后履行一个法律程序，更何况不乏有些地方的人大主任和党委一把手本来就是同一人。因此，每届地方政府都喜欢搞“三高一低”、“铁公基”这些皆大欢喜而又立竿见影的工程，根本没有动力去发展科、教、文、卫这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期事业，岂能不知改变一个国家命运的乃是科学与教育？特别是基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创新型国家建设等多方面的愿望和渴求迫切之下，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尤为重要。 在此过程中，土地、财政、工商、税务等部门往往较为强势，而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则被冷落。与此相应，在全国范围内，每个地方政府的思路都大同小异，有自然资源的地方通过企业改制招商引资，没有自然资源的则从历史上找文化资源，历史上实在找不到正面形象的，所谓的“西门庆故里”之类，居然也争先恐后地要打造为旅游文化品牌。在自然资源或文化资源之外，还可以先制造出类似于“经济圈”的概念，先通过概念抬升土地价格，然后顺理成章地大兴土木。可见，在政府竞争模式之下，中央调控房价变成“空调”、节能减排变成“拉闸限电”、拉动内需变成“屡拉不动”等现象，其实不难解释；而资源贱卖、环境污染、产能过剩、安全隐患、土地财政、形象工程、贪污腐败等问题频频发生，也就不足为奇。 地方经济竞争模式造成两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一个是生产要素价格被制度性强制扭曲后的贫富悬殊问题，以及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另一个是对社会矛盾长期的“封堵”，为大规模社会矛盾爆发埋下隐患。 土地、资源、环境、劳动力、技术是发展经济最主要的要素，经济要素的价格应由市场按照各自的稀缺程度决定。但在现实之中，土地和行政资源因政府垄断而价高不下。产业结构直接由政府决定，导致劳动力和技术价格无法反映市场需求。土地在一级市场的招拍挂制度，从表面看似由市场定价，实则这种单一供给模式抬高了土地价格并制造出巨大的寻租空间。这种一级市场政府垄断，二级市场、三级市场则市场化的模式，不但是官商结合的直接诱因，也是政府竞争的直接动力。 可以说，这种以地方经济竞争模式为基本形式、以土地开发和城市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潜藏着极大的风险，不仅威胁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必将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 在地方经济竞争模式下，资源和环境经常被作为地方招商引资的砝码廉价出售（甚至无偿使用），当这种掠夺式开发的后遗症开始显现时，从中受益的官员很可能早已高升，如此一来，问责制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了。 由于政府直接决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其实相当于间接决定了要素价格。但是，教育的结构调整和市场的自发调整机制往往赶不上政府改变政策的步伐，从而导致就业市场的大起大落和要素价格的畸形。全国的现状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过剩、政府投资的“铁公基”项目过剩、高附加值的服务业严重不足。因此，一方面是白领过剩导致的工资水平偏低和严重的大学生失业，另一方面是蓝领短缺引发的“用工荒”；一方面是掌握资本和技术的人才留不住，另一方面是国内的廉价劳动力出不去。其背后深层次逻辑，正是经济社会活动中的行政干预所造成的非兼容问题之冰山一角。 “官进民退”是改革倒退 与此同时，在近些年的“官进民退”背景下，政府通过行政垄断，将银行、石油、电信、电力等真正值钱的产业都掌握在手，私人企业要么经营鞋、服装、电器等低附加值，且无须权力资源的日耗品；要么依附于权力，与政府官员或者国企领导编织一条“食物链”，比如经营房地产，或者石化、金融等垄断行业的下游产业。 然而，低附加值的行业不但不易赚钱，而且备受需求市场影响，相反依附于权力却能获得无风险的暴利。比如，2008年受国际金融影响，江浙粤等地大量亏损的实业资本转入房地产后，在接下来的房产大牛市中赚了个盆满钵满，其实就是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中分到了一杯羹。权力不直接创造财富应是常识，市场经济按要素分配也是常识，但权力通过垄断能让自身成为最“贵”的要素，这种权力造成的财富逆向分配反过来强化了官商结合的模式。 “官进民退”造成国企改革的倒退，这也是权力越过界限，导致市场经济与强权政治产生非兼容问题的明证。现在许多人寄望于通过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来深化改革，但有一点不可忽视：事实上，国企改革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国企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的改革，而是国企经营管理权的改革，亟需解决国企的定位与监管问题。 不妨以通过发生在过去一年里的两件热门事件说明这个问题：2011年初，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涉嫌违纪被免职，随着他的落马，中国高铁“大跃进”热潮开始降温。刘志军无疑只是中国落马的腐败官员之一，不同的是，他不但是堂堂一国铁道部的行政首长，还是政企不分的“铁老大”的大老板。虽然这样的双重身份也意味着他有双重目标：既要提高铁路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使全民享受交通便利，又要为铁路企业法律上的主人（全民）努力保值增值，但事实上，由于国有资产本身存在的所有人缺位，加上运行过程中的监督缺位，这两个目标他都可能无法实现、也不必实现，转而追求个人短期利益目标。 另一件事，则是中石化广东分公司的“天价酒”事件。换个角度看，此类事倘若发生在私企会是怎样，无论私企发生这种事情概率多么小。如果是中国一家上市私企，为不影响股价也可能会做内部处理，但对当事人绝不可能降职留用，对“泄密者”则一定会有所奖励，无论泄密者出于何种目的；如果是一家未上市的企业，一定会通过司法途径追回损失，并将当事人绳之于法。但这种逻辑在中石化却变成了自查自清和严惩泄密者。更奇怪的是，这样的公司竟然能以每天上亿元的利润跻身“中国五百强”之首，同一个市场，不同的游戏规则、不同的利润回报，究其原因，当然应该看到，国家将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资源无偿或低偿授予了垄断国企，只是象征性地收取很少的资源税和资源使用费。然而，除此重要因素以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应在于：权力集团为了完成对超级利益的瓜分，并形成权贵资本和家族垄断。 官商结合模式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政府本身就是“商人”，直接经营企业；另一个是，政府虽不直接经营企业，但却越过市场，直接决定资源与财富的分配。因此，从广义上看，“官进民退”不但指国企和私企的进退关系，也包含公权力膨胀、私权利萎缩，这是一种结构上非兼容造成的问题。在官商结合的模式下，无论企业还是个人，最大的动力不是发挥自己才能和积极性去创造财富，而是通过接近权力、绑上官员直接食利，这种与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非兼容的模式难以造就优秀的企业家，但却会形成一个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权贵资本集团。它不但破坏市场规则，而且逐渐成为一股能够左右历史走向的强大势力。 经济转型“功夫在诗外” 今天，我们仍然要补市场经济的课。所谓计划经济的本质，是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通过权力的层层干预，追求经济增长的规模与速度；而市场经济的要义，则是在保障私有产权的前提下，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实现财富创造的持续与共享；但凡市场竞争充分、产权结构清晰的国家，必是市场成熟、社会多元、权力受限的国家，而集权传统浓厚的国家则会通过权力干预的途径垄断社会财富。
惟有建立在自由平等、公平竞争、权力制衡基础上的政经体制，方可适应日益开放和多元化的大势，激发企业家、管理者、技术精英、生产者们的创造才能，并通过基于自愿、协商的“动态和谐结构”，协调该体系内人们各种才能和积极性，也就是企业家精神或者叫企业家才能。中国正在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绝不能忽视企业家精神对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的价值。而当前依然存在的林林总总对企业的制度性强制或管制，以及如前所述的地方经济竞争模式和官商结合模式的愈演愈烈，正是抑制和阻碍企业家精神正常发扬的主要因素。这无疑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和重视。 可以断言：对中国经济而言，不论是短期实现“软着陆”，还是中期实现“十二五”经济转型，抑或是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无不有赖于激发企业家精神和营造一个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而要从根本上达成这一目标，必须重启改革，进行大刀阔斧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以壮士断臂的决心告别由来已久的地方竞争模式和官商结合模式，让中国经济社会走上“共享式发展”的现代化坦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