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农民创业园 中国台湾农民健康保险与中国大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比较及经验启



     1  中国台湾农民健康保险的发展及现状

  中国台湾农民健康保险作为除劳工保险、公务人员保险以外的第三大保险,其开办与发展有着独特的历史性和戏剧性。中国台湾农民健康保险以台湾50年代社会福利与保险的发展作为基础,以台湾劳保和公保的相继实施作为先例,于1985年进行试办,并与1988年正式实施。台湾农民健康保险的实施为台湾全民健保的开办扫除了最大的障碍。可以说台湾全民健保实施的先决条件在于解决台湾农民健康保险问题。台湾全民健康保险事业于1995年正式起航,运行至今已安全航行17年,而台湾二代健保将于明年1月正式上路。它的实施将使更多的人纳入保险的范围之内,保险制度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台湾农民创业园 中国台湾农民健康保险与中国大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比较及经验启
  中国台湾农民健康保险的开办和全民健康保险的实现历经曲折,来之不易。目前台湾总人口约2300万。投保率接近99%,而没有投保的第一部分是旅居国外的人,第二个是受刑人。台湾从事农林牧副渔等农业生产的人口约占台湾总人口的9%,截止至2010年,所有农民已强制参保。台湾健康保险以居民收入为基础,保险费率稳定在5%左右,零收入者零保费,具有很强的福利性。因此,台湾全民健保从开始实施到现在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到2011年底台湾全民健保已累计亏损200多亿台币。当前,台湾正在实施积极的节源疏流的措施,以保证台湾健保的长久发展。

  2 中国大陆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及现状

  中国大陆农民医疗保险随着国家不同政策的实施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的农村地区实施由人民公社集资筹办的合作医疗,并以“赤脚医生”为主要的医事人力,村民可以免费就医。改革开放后,农村人民公社瓦解,国家大量医疗资源投入少数城市,对农村医疗保险缺乏投入及替代机制,合作医疗消失殆尽。由于资源和制度的缺失,广大农民被排斥在医保的范围,就医完全自费。很多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不仅严重危害了广大农民的的身体健康,而且阻碍的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

  农村地区医疗保险体系的缺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隐患。随着农村地区社会制度变革的不断深入,农民医疗保险问题日益凸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因此,在2002年10月中国政府做出了建立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决定,并计划在2010年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已基本覆盖,形成了以广大农民为基础的的相互救济医疗体系。

  目前中国大陆乡村人口总数约为9亿,占人口总数的70%。农村人口基数和比例十分庞大。加之中国大陆农村合作医疗在发展上的不连续以及中国大陆农村问题的复杂性,高效率、高质量的农村医疗照护体系的建立成为中国大陆医疗改革发展不懈的目标。

  3  中国台湾农民健保给予中国大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启示

  中国大陆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改革与发展是时代与社会的要求。从科学发展观建设的角度来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体现“以人为本、和谐发展” 的基本条件。健康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人权,只有农民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才能促进现代农业的不断进步,才能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从国际健康保障发展趋势角度来看,医疗保险制度是体现社会优越性的基本需要。资本主义国家尚且保证了其公民的基本医疗权益,为我国广大农民提供医疗保障更是我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居民健康保障需求角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控制农村地区疾病风险的基本制度。建立覆盖全农村的新农合制度可以大大降低基层因为疾病产生的恐慌,消除不稳定因素。巩固和维护政府的政治权威和扩大社会统治的政治基础。但由于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医疗保险制度在发展上的时间差异。台湾农民健康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将为中国大陆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

  3.1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该是建立在以强制性为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

  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强制原则不仅利于解决农民自愿与强制的两难选择问题,亦有利于确保广大农民享有基本医疗保障。而新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的自愿性容易引发农合需求方的道德风险行为和逆向选择问题,这既不利于新农合互助合作的风险分担原则,也不利于提高新农合的保障水平。通过强制性原则,一方面可以提高补偿水平,提高个体受益程度;一方面基于大数法则,可以降低个人费用负担。此外,强制性为新农村合作医疗长久筹资机制的建立提供保障。这不仅有利于新农合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亦有利于新农合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3.2 建立和完善基层农村医疗服务网络

  医疗网络的构建是社会保险实施的基础。中国大陆由于城市和农村发展的差异性,大量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所以导致中国的医疗服务呈点状的聚集而并没有形成网状的分布。农村地区医疗服务网络的缺失是广大农民看病难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建立和完善基层农村服务网络关系着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成败。而加大对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建设时,应着重加大对在基层农村服务网络中起承上启下纽带作用的乡镇卫生院的投入。乡镇卫生院的改善和发展不仅有利于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亦有利于缓解城市就医压力,便于城市医疗服务网络的优化与健全。加大对乡镇卫生院的投入,首先应解决的是国家基本财政支出制度建设。要确保国家财政对基层公共卫生的支出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国家和地方财政投入到农村医疗事业的财政比例,以确保基层卫生发展的持续性。其次,要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包括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设施建设,改善就医条件,提高服务水平。要将农村居民的卫生服务需求尽量消化在基层。再而要加大对基层卫生服务体系中人力资源的投入。一方面国家要实施积极的政策,鼓励更多优秀的医护人员到基层工作,优化医疗服务网络中的人力资源分布。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农村卫生服务的教育培训投入,加强对农村医务人员进行教育培训,提高农村医疗服务的质量。此外,可以在医学院校设置专门针对农村医务人员的专业,培养适应农村的专业人才,增加基层医疗人力资源优势。最后,要建立适用于基层医疗服务网络的运转机制。以提供医疗服务,加强社会保障功能为轴线。完善医疗服务网络的制度建设,提高服务网络的灵活性和便利性。

  3.3 明确政府在农村医疗保险中的职责

  社会保险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区别与一般的商业保险,它是以谋求社会公平为根本目的。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很多农民根本无法真正享有医疗保障,所以国家应当在医疗保障方面给予农民更多的支持和保护,将农民医疗保险制度纳入国家社会保险的总体规划,而政府也就理所应当地扮演着规划师的角色。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大陆要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提高农民可支配收入,减少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过渡依赖。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始终不是新农合发展的最佳方式。新农村合作医疗长久稳定运转的关键在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目前,中国大陆农民平均收入3000元,仅台湾的1/25。因此,农村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根本。但在现有的国情和条件下,中国大陆政府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财政投入。各级政府应当把对农村合作医疗的补贴纳入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保证资金来源的稳定性;政府可以将烟酒健康税直接与新农合相对接,确保财源充足。此外,政府还应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对农村合作医疗的支持,广泛吸纳各种社会慈善捐赠,以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二是政策监督。一方面国家及省级政府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使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能得到法律的保障和监督;另一方面国家可以成立单独的社会保障医疗监督机构。尤其是加强财政监督力度,建立和完善监督体系。以保障和促进新农合制度的规范、稳定运行和持续发展。

  3.4 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作用

  当前,台湾农民健康保险形成了在政策制定和保险运营上以政府主导,在具体操作事务上以社团参与为主的组织管理模式。社会团体扮演着协调公民与国家间利益使者的角色。其运作的逻辑是透过协商与谈判。民间社团的参与不仅有利于新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贯彻和实施,亦有利于加强对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体系下各利益方的监督。中国大陆由于国情的限制,民间团体的发展没有步入体系化,发展不够完善,社会功能发挥的不够充分。而新农合制度的制定、实施、发展、完善,不仅仅需要政府的控制和民众的参与。更多社会团体的参与并发挥其辅助功能,将更有利于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完善新农合相关民间团体的建设,并充分保障其社会功能的发挥将对新农村合作医疗的改革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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