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0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自1985年启动立法工作，已经过去了27年。 作为我国首部保障精神障碍患者权益的法律，精神卫生法自立法以来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在我看来，《精神卫生法》，有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商榷之处，因为这部法律在家长制家庭文化、维护生物医学话语权威上面进步并不明显。而对比香港《精神健康条例》1/3民法、1/3刑法，1/3社会福利法的构成。中国的精神卫生法仅仅定位为精神科医疗行业的权益保护法，与民法、刑法、社会福利还是存在割裂。
必须承认，针对我国精神病医疗界一直以来流行的“只要有病就必须治疗，所有被诊断有病的人，都无权拒绝住院治疗”的观念和实际运作，刚通过的《精神卫生法》至少在修改这种观念和实践，确认了精神病人的拒绝住院权，国家立法已经为医疗界指出了社会的价值取向。 由于精神病医疗界的主流视角仍然是生物医学模式，关心的焦点仍旧是治疗而不去思考住院治疗是否一定符合患者的最大利益？如何确保治疗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如何避免治疗导致患者权益的恶化。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对“被精神病”的愤怒与防范，是对滥用精神病医学的本土反抗，是源于大众真切的痛感，不是象牙塔法学家的概念移植。而纯粹生物医学观点的精神科权威专家们，至今依然坚持“被精神病是小概率事件”的认识，也没有挡住社会共识形成立法。 与大众对精神病人的歧视恐惧相比，与精神病医学界片面强调有病必须治疗相比，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者们，赋予了无危险性精神病人是否住院治疗的自主权，这已说明立法者的认知在进步。但大众如果期望通过一部《精神卫生法》终结“被精神病”的历史，这种期望明显过高。 比如说，在当前的“部门立法”结构下，患者、家属、法律界、心理学界、社工界等相关领域的意见没有完全得到尊重和采纳。《精神卫生法》不仅片面强调治疗的必要性，扩大医护人员的权力，并为非自愿医疗免除了司法审查、免除了时间限制，并将现实中近亲属责任过重、权力过大的弊病用法律的形式固化下来。引人关注的亲属间的“被精神病”现象，反而有可能更加频繁，更难以追究责任。 此外，《精神卫生法》的规定比较模糊，有被任意解释的巨大空间，或许这也是立法者的智慧，留给解决各种现实问题一个机会，也设置了一个博弈的机会，留给社会进步的空间。接下来如何发展，是否能真的避免亲属间利用“精神病收治”制度相互残害，还要看司法界、政府、各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公民社会、公民个人，是否有所作为。 实际上，社会进步不仅仅是立法者的事，是整个社会每个人的事。积极行动，能推动社会向好。让法治步步前行，而非被空洞化后搁置，媒体、公众与法律人的法治理想都应该在立法后继续发挥作用。无论怎样，现实会咬人，但积极一些也能推动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