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诺奖的中国人 一个诺奖富豪的中国式登场



   从莫言开始,与莫言无关

  自2012年10月11日晚,本年度诺奖发言人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开始,全中国就开足马力抖动起“丰乳肥臀”,不顾“生死疲劳”,上上下下“蛙”鸣一片。而到12月14日莫言荣归北京,这场持续已达两个月的莫言事件仍旧不见止歇,种种争议与赞叹,口水横飞,而因莫言效应牵连的各种市场反应则高烧不退,一路见红。面对这等莫言小说叙事般的荒怪景观,我们不得不慨叹,中国之大,无奇不有。

  渐行渐远

  举国若狂

  首先是各种莫言作品大量加印,出版社一周内赶印20万册亦不足应对读者需求;几乎各大书店皆将莫言作品码堆置于显要位置,而不管此前是否耳闻目见;众多读者皆如忠实粉丝般痴痴购买,虽然我很怀疑这种购买是出于阅读的需要还是跟风的需要。

  某出版商制作的《莫言全集》共20本,每本平均价格在30元左右,平均起印数达30万册,以此计算,《莫言全集》总起印数将高达600万册,总的理论销售额几达1.8亿元。

  而当初张艺谋改编莫言作品而成的电影《红高粱》一事,当此势必成为电影界的良好典范,如今各大电影公司亦闻风而动。据报道,仅仅截至莫言获奖的次日下午两点,19个小时之内,就有至少20家电影公司向拥有莫言作品延伸版权的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询价。这家出版公司甚至打算在移动终端推出莫言官方平台,“比如iPhone或iPad上的莫言官方APP,可以看到莫言最新的消息和动态,还包括一些他作品的试读。”随后,“还将在电脑终端和移动终端上销售莫言的热门作品,售价为实体书的1/3左右,预计为10元”。从出版到版权输出再到网络整合产品营销,一套可见的莫言经济学已然成型。

  事还没完。青岛、合肥、常州等各地房产开发商也纷纷借莫言造势,不少房产商表示愿意送莫言房子。而郎酒集团在莫言获奖当晚即不惜重金买下全国重要媒体的重要版面,刊发莫言曾给郎酒撰写过的软文《水乃酒之魂》。淘宝网上,更出现了大量“莫言新款泡泡袖女士T恤”、“莫言中老年鞋同款爸爸鞋”、“莫言丰乳肥臀秋装新款连衣裙”等等与莫言及其作品完全无关的商品。至于向来喜欢炒作热门题材的A股市场更是在莫言获奖的翌日,A股文化传媒板块强势开盘,6只个股开盘涨停。

  如果说上述现象是莫言效应的经济学表现,那在教育及政府文化方面,这股效应同样异常强烈。语文出版社决定将莫言作品《透明的红萝卜》编入高中语文选修教材,暂不论语文教材的编选是否有既成的标准,也不论莫言作品是否果真适合作为中学生语文教材,更遑论被纳入教材之后的莫言作品会遭致应试教育怎样的曲解和误读,这种势利之极,完全以写作者身份为考量的编选方法本身就透着荒谬。

  莫言家乡山东高密的文化部门领导干部在闻知莫言获奖一事后更是欣喜得彻夜未眠。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莫言获奖使得家乡迅即考虑大力推广红高粱文化,打造半岛特色旅游带。以往门可罗雀的莫言文学馆如今热闹异常。当初文学馆由民间的莫言爱好者,尤其是曾任高密一中校长的李希贵和学校老师筹建,“完全是民间凑钱办起来的,不是国家机构。过去经济上捉襟见肘,生存艰难。”然而莫言获奖第二天,高密市委副书记便亲临莫言文学馆视察,扩馆方案正在迅速落实中。与此相同的即是各类所谓的文化节、旅游节狂打莫言牌,将莫言扛在肩上鸣锣开道。

  这些仿佛连锁反应的狂热现象因为一个奖的从天而降而发作不止。这一切自因莫言始,但我们似乎可以明确地说这一切又与莫言无关,更与文学无关。莫言的文学热能从来没有被认真投入到文学的视域,只是成为一面连莫言本人也无法控制的幌子去遮蔽由他而起的各种利益驱动。

  在这样的利益追逐中,我们势必无暇体会《红高粱家族》里历史人物的生死冒险,江湖恩仇的快意斩绝,抗日革命的历史原音共同建构的欲望与血肉的奇观;无暇思索《大风》里惊天动地肆虐席卷的狂风,《狗道》中争食人尸的垂涎野狗,《红蝗》中铺天盖地的遮空蝗祸——这些精心结构的文学意象,抑或朴实直接的白描自然,莫言赋予土地以浓烈勃郁的重彩画面;我们更无暇考量《檀香刑》中纤毫毕现的酷刑直击,五百刀结果,一刀不少,一刀不多,檀香刑一下接一下地敲击,檀香木在内脏间游走,最后破体而出。这种暴力叙述亦不啻在这个古老族群内部破体而出,叫人自省自警。这片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国度实在从来不乏酷刑与暴力;我们更无暇深思《生死疲劳》中的六道轮回既是个人的前世今生,也是整个中国的生死轮回,借牲畜之眼,旁观人世喧嚷与政治喧闹,生死不断,疲劳不止;至于读者最心心念念的《丰乳肥臀》,书中关于地下摸奶盛会的几章,足以令人欲火中烧,而就在读者脸红耳赤血脉贲张的一刻,莫言叫人体悟不论国族叙事如何周正体面、如何宏大周延,到头来未必敌得过人的生理欲望;而在直击计划生育这一百年国策的新作《蛙》中,更逼人反省在关于生命的“计划”中,现实与伦理、国族与个人、观念与传统都不啻同样处在“生产”与“流产”的复杂互动中。

  可是如今这些对于莫言作品可能的解读都被前仆后继的与文学无关的话语声浪所湮没。经济挂帅,需要的仅仅是莫言的标签,好贴牌给各项利润丰厚的文化生意。靠山吃山,莫言乡土要靠莫言吃饭,向来疲软的文化产业更要靠莫言逞强做大,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发财经。这本经,在当下中国,其实是人人心知肚明、人人不便说破的第一口诀。所以即便众所周知这打的什么牌,做的什么戏,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搭完台的文化其实也没什么戏份,谁要是连这点主次关系都弄不清楚,可就犯了众怒了。

  另一波话语声浪则是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莫言的政治与道德立场作出的尖厉批评。或是詈骂其获奖演讲刻意逃避政治担当,又或是嘲讽其无力出头为民众代言。这些叫嚣与批评诚然有其理由,但更多的只是纯然的叫嚣与批评。莫言是否具有政治担当与道德立场,完全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莫言是小说家,小说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政治宣传员,即便小说家要谈论政治乃至批评权力,都应该采取小说家的手法。就此而言,莫言的小说是否有极大的政治批判性,是否有强烈的道德关怀,是否对现实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意见,我想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吧。事实上,莫言已经以小说表明了他的态度与立场,并且比那些批评者要求的早得多。

  值得警惕的反倒是这种基于所谓政治立场和民主意识的叫嚣声浪本身所裹挟的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昔年周作人以“载道”和“言志”形容中国文学的两大传统,在他眼里,“志”与“道”只是“个人感情”与“社会目的”的代称而已,以后周氏归结为“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小说家最怕、最可警惕的即是“言他人之志”尚且以为是自家言志,浑不觉堕入“载道”的境地。因此,即便莫言说的话或与众人相同,那也是因为这话是他自家想说的,而非因人多势众就范的。莫言在演讲中表明,既然有批评政治的自由,也该允许人有不批评政治的自由,我觉得还该再加一句,应该允许人以自己的方式批评政治的自由。

  归全反真

  关于文学家与代言人的关系问题,其实昆德拉早已说得透辟,“小说家一旦扮演公众人物的角色,就使他的作品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它可能被视为他的行为、他的宣言、他采取的立场的附庸。而小说家绝非任何人的代言人,我要将这个话说透:他甚至不是他自己想法的代言人。”

  抛开上述的是是非非,莫言得奖的谈论其实并未推动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处境及其价值的重估。说来惭愧,好不容易,有件事能让文学多少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可到头来几乎所有人都一把推开文学,去寻找文学之外的东西。

  以我所见,至少我们错失了从莫言身上找寻遮蔽已久的中国传统叙事艺术的机会。诺贝尔文学奖评语认为拉美魔幻写实主义于莫言影响甚剧,其实更恰切的该是中国志怪小说传统对于莫言的深刻影响。莫言自陈向同乡先贤蒲松龄学习,无非即是体认到荒怪传奇和乡土故事给予他别具一格的文学视野。诺贝尔文学奖近年的评奖标准偏重两类,一是对现代性、现代主义的标举,再就是对多元文化的推崇。莫言获奖显然与第二标准非常契合。而此处的多元文化,不就是西方人啧啧称奇的传统中国的叙事方式和其背后深闳的文化渊源吗?可这些在如今的讨论中鲜少为人深入开掘。

  再是经由莫言荒诞不经荤素不忌的荒怪书写,我们体认到的中国不再是高、大、全的那个堂皇中国,而是充斥着情欲、暴力、罪恶的传奇中国。在对庸常百姓的“身体”进行不惮琐细的逼真描述的同时,莫言也令我辈真切拥抱了这些“身体”共同构成的历史的“主体”。同样在对千百荒怪传说的重新叙述中,莫言终于练就了寻找“主体”、抚摸“身体”的最合适的“文体”,由此触及这个民族最根本的价值核心。然后对于莫言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与想象,以及这种形象与想象对于西方人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自身在这种形象与想象之间又将获得怎样的互动观感,这些都是非常亟须讨论拓展的话题。一个那么在意国际形象的国家,面对这么鲜活丰富的文本和这么难得的向世界叙说自身传统的机会,竟然置若罔闻,只知向钱看。

  而莫言置身其中的乡土叙事传统这回得到世界关注,对于正在发展中的中国城市文学传统也是一次很好的考量。中国到底有没有拿得出手的城市文学,城市文学发展如何,还存有多少弊病,城市化进程和城市文学的关系若何,急剧动荡的城市化进程能否为城市文学提供更丰富复杂暧昧的材料和故事,作家面对城市浮华又能否时刻站在城市之外窥看文学,这些都将是莫言文学热能释放带来的可资思索的问题。放弃这些问题,抑或视而不见,不仅是文学的损失,也是对这片土地的诚意的损失。

  当初鲁迅对于被推荐诺贝尔文学奖曾表态:“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鲁迅清楚,别人之所以想提名他,不过就因为他是“中国人”,所以接下来很严肃地说:“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如今莫言获奖,想来鲁迅也是高兴的。不过鲁迅的话仍旧未过时。“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一个诺奖,自然多少了却一点国人的心结。可比起世界其他国家来说,获奖之后的种种话语表明,中国文艺之土仍旧欠厚实,还有好些本可发达却给耽误掉了的绿豆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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