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宪庭:“他们以为经过我的指点,就能成为下一个方力钧”



     栗宪庭的名字近日出现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的韩旭成绘画展的“策展人”一栏j里,实属难得—用他本人的话说,他已经“退出艺术圈十多年了”。

  但这的确是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无法回避的名字。栗宪庭是中国20世纪80-90年代最重要的艺术评论家,对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一个烟雾缭绕的日子里,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来访,在他采写的文章中,第一次以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这个称号把老栗介绍给西方社会。也因此有了后来被神化的“当代艺术教父”之称。

  “一个烂好人”

  跟着美术馆工作人员和韩旭成,时代周报记者见到了这位身高1.6米左右、身材瘦弱、说话温和的“教父”。临行前,同行的韩旭成提醒“栗老师性格内向,不是那种能够见人便侃侃而谈的人,他跟熟悉的人话才多”,这与常年见诸报道发表言论的形象相去甚远。

  有关栗宪庭巨大能力的江湖传言,使得多年来他的家里永远宾客满堂。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早几年曾有一个展览开幕,就因为他在某一幅画前停留的时间略微长了一些,那幅画立刻便被买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来我家,我一般都会说说我的意见;如果他们要求我推荐,我就会写推荐。”

  “他们以为只要经过我的指点,或者推荐,就能成为下一个方力钧。但我哪里有那么大的能力?”栗宪庭在长时间的沉默后,被问及“艺术评论家的能力”时忽然如诉苦般地打开了话匣,“但我认为艺术领域里,真正能够成为大家的人少之又少,那么其他的艺术家难道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吗?我认为也是有的,我推荐他们是为了鼓励。”

  韩旭成也是早十年前上门找老栗的画家之一。2010年,韩旭成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展,策展人便是栗宪庭。当时有人撰文回忆,2008年的时候,韩旭成的画室里作品已经满满当当,但是他不办画展,非等到老栗的认可不可。“其实我现在还是没有认可。”说这话的栗宪庭语气有些“悄悄地”,虽然是当着韩旭成的面,他随后补充了一句,“其实我私底下是严厉的,但是那是私底下。对外的时候,我一般不说负面评价。”然后又低头自言自语。“把我写成了策展人,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不合适啊……”但他还是从北京来了。

  某种意义上,栗宪庭的盛名,部分来自于他的妻子廖文总结的原因—“烂好人”,“个个都当他能点石成金,其实他哪有那么大本事。人太多了,挡也挡不住,老头儿自己又是个犹豫软弱的人,他总抹不开面儿。”

  成为“教父”前的老栗

  性格软弱的“烂好人”栗宪庭,成为后来的“教父”,当然不仅仅因此。

  1978年老栗从美院毕业,随后进入《美术》杂志做编辑,这是改革开放的起点。当时这本杂志周围有一批艺术批评家,如水天中、刘骁纯、郎绍君、贾方舟、彭德等,他们不仅介绍评论活跃于美术学院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也介绍了“星星画会”这样的非学院艺术家,吴冠中、袁运生、尚扬、何多苓,以及云南画派和伤痕美术都是这个时段的受惠者。在1980年第三期杂志中,栗宪庭采写了《关于“星星”美展》的报道,这是对星星美展最早的一篇报告。1981年,栗宪庭作为责任编辑在《美术》第一期发表了陈丹青作品《西藏组画》,在同期封面刊发了罗中立的名画《父亲》。

 栗宪庭:“他们以为经过我的指点,就能成为下一个方力钧”
  1983年,反“精神污染”开始。今天看来,这是30年历史中的一个不大的波澜,所反的桩桩件件转眼间都成了社会生活中最日常的内容。但在这个小波澜中,老栗被撤职,离开了《美术》杂志。在随后的1985年,他加入新创办的《中国美术报》,成为当时唯一的专职编辑。这份报纸成了“85新潮”的重要阵地,关心艺术的人几乎都是它的读者。

  1989年底,《中国美术报》停刊,老栗成了闲人,却利用这段时间撰写了大量推介文章,推介艺术家。1991年,老栗在香港中文大学的《21世纪》杂志发表了《当前中国艺术中的无聊感—玩世写实主义潮流析》的文章,方力钧等人的新作被赋予了一个西方美术史中没有出现过的命名,而他的《“政治波普”与消费形象》一文是对王广义、张培力等人作品的梳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来访,成就了他“教父”的名字。

  上世纪90年代初,老栗参与推介的这些艺术家连续参加了香港汉雅轩画廊的“后‘89中国新艺术展”、澳大利亚当代艺术博物馆的“Mao Goe‘s Pop”和德国世界文化宫的“从国家意识形态出走”展览。尤其是1993年,老栗接受国际策展人奥利瓦邀请,参与推介中国艺术家第一次参加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王广义、张培力、耿建翌、徐冰、刘炜、方力钧、喻红、冯梦波、李山、余友涵、王子伟、孙良、宋海东等13位的参加引起了某种程度的轰动,使参展的艺术家获得前所未有的世界知名度。

  王广义的画第一次卖了一万多元

  然而在进入21世纪的头几年里,他却逐渐淡出艺术圈。可就是在他疏离艺术圈的时候,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国际市场价码飙升。

  1989年的一天下午,王广义神秘兮兮地把他拉到办公室的角落,手哆嗦着,从一个破书包里拿出几叠油渍麻花的钱来,面额10元,100块钱一沓,共十沓。他把一张画毛主席的画卖给了一个叫宋伟的快餐店老板,挣了一万块钱。老栗说,王广义当时说话声音都抖了,“今天我请吃饭,老栗你来点,什么地方都行。”晚上,一行十多个人,去了一个湖南馆子,吃掉了200多块钱。

  可是到了2004年,他在一个展览上看到张晓刚那幅《血缘大家庭》的标价,“吓了一大跳!心里咯噔一下,20万!”也就三四年的时间,这幅画后来被爆炒至2000万,“咯噔不过来了都”。“张晓刚刚开始知道自己的作品拍出天价,就发短信给我:老栗,我感到虚幻,这个市场疯掉了。我回给他的是: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际云卷云舒。”

  “艺术家一旦成名,就变成了一个品牌,复制自己,他们也很痛苦。他自己想突破,但市场又不认可。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栗宪庭说。

  近年,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独立电影。2006年,他在首届北京独立电影展上成立栗宪庭电影基金,从成立开始就完整系统地收藏和保管中国的独立电影,包括影像资料和图片、文字等辅助资料,资助独立电影特别是独立纪录片的创作、推广和发行。这个电影基金,富起来的画家方力钧第一个掏钱;张晓刚则对他说:“老栗,我可以多给你点。”

  “成功艺术家已经不在我的视野里了,”他有意拉开与当红艺术家的距离,极少参加他们的聚会,基本不出席他们的画展。“我观察到当下的独立电影,有点像当年的当代艺术,需要扶持和帮助。而且很多独立电影导演都有美术功底,我觉得应该帮帮他们。”栗宪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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