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贫富差距之大，众所周知、众矢之的。但是如何解决呢？ 近两年来，在贫富差距量化研究方面引起最大影响的人物中，包括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和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甘犁。前者提出一个引发广泛讨论的“灰色收入”概念，并给出了灰色收入与统计收入之比达90%的惊人数据；而后者则主要围绕入户调研展开，特别是分析了中国的实际失业率高达8.1%，近乎官方数据一倍。这两大数据，之所以能够引发广泛讨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确实做了比较扎实的研究，内容较为全面；也因为，这非常符合媒体的喜好。
甘犁报告指出，中国收入最高的20%的人控制着68.4%的收入，收入最低的20%的人仅控制着0.5%的收入；即便是在美国，收入最高的20%的人也只控制着50.3%的收入，收入最低的20%的人控制着3.4%的收入。由此导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61，比此前普遍估算出的0.44要高很多。 那么，如果我们重新梳理一下，造成偌大贫富差距的全面因子何在？ 财富创造杠杆与财富分配杠杆 多劳多得，天经地义——你创造了更多财富，理应拿到更多，这也是市场经济生生不息的动力。比如，一个企业家，白手起家创办了一家企业，创造了源源不断的利润，从中拿到更高的“薪酬”、乃至“股权”，在目前已经几乎成为“普世价值”。 这种表面如真理的说法，其实经不起推敲：第一，企业家带领企业创造财富的时候，同时使用了工人、原材料、金融资本等生产资料。其中，原材料从根源上说是国有的、或者是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而金融资本则由更多人的存款、信托等组成，企业家借助这三大资源创造了财富——或者说使用了杠杆，把自己的能力最大化了。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为资源面向国家交付了税收，为银行借贷和信托等支付了利息，为功能支付了工资——剩下的归属管理层和股东有什么不对吗？问题在于这个蛋糕分配的比例。谁分的多、谁分的少，最终是博弈的结果，谁掌握着更多的权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分配杠杆；谁拥有更多的资本谁就拥有更多分配权。 因此，只有“均衡博弈”才能导致相对的公平，问题是均衡的博弈根本不可能。比如，官员掌握审批权、资本家掌握足够多的资金、富二代和官二代拥有更高的起点；再如，改革开放先从沿海开始，拥有长期政策红利；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享受更多的隐形福利；甚至说，郊区拆迁户拥有更多地利机会；先购房的用户拥有更多的先发优势；所在地的资源多寡…… 这种不平等是广泛、深刻存在于各个方面的，每个因子如果恰好叠加起来，就造成了“高副帅”和“屌丝”的巨大差距：一面是身处上海、经营大企业、80年代大学毕业、享受改革红利的50岁成功人士；一面是身处贵州大山、出身赤贫、90年代小学辍学、本地无任何资源的农民，这背后是两个差距巨大的杠杆！ 解决复杂性问题的原则 这种先天和后天的不平等，造成了巨大的杠杆，应该如何去削平？ 在一次分配中，由于其分配形态是由市场博弈所产生的，看起来是“自由竞争”。但是，大家初始化资本、权力不同，这种不平等并不能靠“一次分配”自发决定；如果，这种分配，通过政府设定“最低工资标准”等方式来干预，虽然有一点作用，但是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背后的杠杆权力，所以效率并不高。一个典型例子是，现在很多工厂因劳动力紧缺人工涨价，这种市场作用，远甚于最低工资标准；反倒是以前，即便设定了最低工资，也还有各种派遣工方式来逃避。更极端的，欧洲一些国家过于强大的工会，最终还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 那么，二次分配又如何？二次分配主要依靠的是政府的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等方式来实现。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第一，政府的效率往往比较低下，而且不透明，这种分配里包含着很大的成本；第二，二次分配的原则是什么？东部创造的财富能否直接转移到西部？第三，税收太高，直接影响到企业竞争力和消费者的购买力。 所以，我们看到，初始化条件、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中，各自有问题的复杂性，很难找到一刀切的处理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形成所谓“死结”，都说改革，到底怎么改？很多地方扶贫20年，那里依然贫穷，不造血很难解决；有些地方已经脱贫，但是不愿摘掉帽子，利益使然……中国的复杂性，通过贫富差距这个问题，足以折射出来。 我们只能得到一些基本的原则：第一，必须消除初始条件不平等当中的“非客观”因素，比如，城乡二元的政策；第二，必须提升最底层人群的基本尊严水准，比如人人受教育的权利；最后，还应该设定解决问题的序列，那就是优先削除阻碍生产力发展、又导致分配不均的问题。
